申赋渔（作家，现居巴黎，《匠人》《一个一个人》《半夏河》这三本书，被称为“个人史三部曲”）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讲话，从晚上８点，改为８点０２分。８点后的这两分钟，是人们每天向医护人员鼓掌致敬的时间。总统也不能占用。巴黎封城时间，将延长到５月１１日。这是预料中的。病毒在法国还没有到达高峰，所有人都必须等待。距离马克龙上次宣布封城，已经将近一个月。然后，人们还要在家待一个月。之所以有这个时间点，是为了给人们希望。至于未来如何，马克龙说：“我真的很想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多问题都没有肯定的回答。”

一个月，每天几乎都是一样的。人们一样在太阳底下散步、遛狗、带娃、购物。每天晚上７点，一个又一个跑步健将们准时跑上街头，每个人都穿着专业又好看的运动服。努力待在家中的人们，也敞开常年不开的窗户，跟对面的邻居热情地招呼。原本几乎是无人居住的安静小巷，忽然变得热闹起来。开着的窗户里传来电视机声、音乐声、喝酒聊天声、唱歌声、吵闹声，给人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依然很少有人戴口罩。不过马克龙刚刚在电视里承诺了，每个人都可以购买到口罩，时间在一个月之后。

这一个月，巴黎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大街上的确变得空空荡荡，所有的店都关着门。小兔子、野鸭子、野猪，甚至小鹿都跑上了街头。无家可归者也变少了，为数不多依然流浪的人，也有“公民服务车”给他们送餐。超市门外排队的，自觉地相互隔开一米。营业员们也戴上了口罩。不过人们进入超市之后，仍然只能亲密接触，彼此都没有口罩。但是进门的时候，保安大叔会在每个人的手上喷一点消毒液。货架上的物品一样丰富，只是价格悄悄地有所上涨。

每个人离家只能一公里。其实以一公里为半径，可以去很多地方。几乎每隔几分钟都有救护车急驰而过，几辆警车在街头缓缓巡视。公交车上往往只有一个乘客，或者一个也没有。地铁口空空荡荡。小巷里穿梭着用围巾包着脸的快递员。附近小超市门口有一个环卫工人在懒洋洋地扫地。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了一只口罩，只捂着嘴，鼻子露在外面。

有人在电视上哭诉已经没有钱买菜，有人在网上抱怨住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像绝望的野兽。有人在媒体上攻击躲到乡下大别墅里写封城日记的美女作家，有人被孩子闹得躲在卫生间久久不肯出来。有许多人在网上签名要起诉应对不力的菲利普总理，有更多的人呼吁“黄马甲”和“反改革”联合起来，在封城结束的那个周末，发起最猛烈的游行示威。在野党派的领袖在责问总统，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透明的信息。

在马克龙长长的讲话中，我听到最有意义的信息是：我们将检测所有有症状的人。这个承诺晚了一个月。可是毕竟他已经意识到政府的迟缓引起了怎样可怕的后果。可是检测了又能怎样？法国没有方舱医院，而医院里的病床已满。是不是依然是在家中自我隔离，然后等待免疫力的暴发？人们想知道真相，马克龙坦诚地说，他没有肯定的回答。

今天下午阳光灿烂，门房的丈夫走到院子里，一边咳嗽一边点燃一支香烟。一位女邻居突然打开窗户向他大喊大叫，终于引发了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的怒火。剧烈的争吵引得四周的邻居纷纷打开窗户，围观这么多年来大楼里从未出现过的景象。我原以为女邻居已经被撤侨回了美国，谁知道她还蜗居在这里。我曾专门在晚上看过几次她的窗户，她的窗户里从未亮起灯光。她一直一个人居住在黑暗当中。女邻居指责这个男人的烟会对她的肺有伤害，让她更加容易染上致命的新冠病毒。门房悄无声息地站到了丈夫旁边，冷冷地看着咆哮的女邻居。她抬眼看看趴在窗口看热闹的我和隔壁窗口的钢琴师，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我和钢琴师相视一笑，很默契地悄悄关起了窗户。

今天是周一，下午四点是钢琴师一家举办音乐沙龙的时间。他的夫人给读中学的儿子和女儿讲解音乐经典，他用钢琴进行现场演绎。他们都是高级工程师，曾经在沙特阿拉伯待过多年。我在他们家做客时，曾经被他们的经历惊得目瞪口呆。马克龙的讲话结束之后，钢琴师的夫人放了一瓶酒在我的门口。她说：“这是我们封城前从外面带回来的香槟。等到疫情结束的那一天，你就开它庆祝。”

此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楼上的邻居还在努力地健身，吱吱喳喳地踩踏着地板。虽然马克龙只说延长四周，谁也不知道巴黎封城还要多久。我打算从明天起练习“八段锦”，我觉得心里有些累。我打开窗户，长长吸了一口外面清凉的空气。对面那幢楼的男人也还没有睡，穿着巴尔扎克那样的睡袍，开着窗，对着夜空抽烟。他看到我站在窗口，立即向我挥手。自从巴黎封城之后，我们每天都在窗口相互挥手，像相交多年的老友。我们大概永远也不会相识。

夜里十二点，我给郑鹿年老师打电话，想问问他对法国总统讲话的看法。他说他在院子里看天上的星星。他说无形的病毒，像一面有形的镜子，照出了所有的软肋、愚蠢和隐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