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黄浦荣，是一名环卫工人，也是一位农民诗人。

2002年，老婆怀上二胎，不能久坐，只能停止糊纸盒的活计。我当时没有固定工作，家里有个上小学的女儿，日子过得甚是清苦。正好村里在招环卫工，月薪300元。几番思想斗争，我去村委会报了名。

刚扫地那阵，我天天带着大斗笠，不敢抬头，最怕人家问“老黄，你怎么扫上地了”，再怎么我也是村里的文化人呵！和我关系不睦的人当面叫我“扫地狗”我装作没听见。

每天五点半，我穿好环卫服，骑着垃圾车出门，一天就这么开始——在“沙沙沙”的扫地声中，数不清扫破了多少笤帚，用坏了多少簸箕。一晃十几年，我从中年壮汉变成双鬓斑白、牙齿脱光的七旬老翁，指关节变形的手上长满又厚又硬的老茧——

这不该是我的人生啊！

1973年7月，国家恢复过一次高考，“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影响了当年大学招生的路线，导致学生考分越高，越是没有学校敢要

1948年11月5日，我出生在浙江浦江。我家祖籍江西丰城，太平天国时，曾祖父为避难来浦江郑宅镇丰产村定居，以皮匠为业。我是“凤”字辈的第一个男丁，长辈特地请义乌楂林的一位老先生为我起名“浦荣”，“浦江的荣耀”。

我不甘心像祖辈一样做皮匠，立志要过不一样的生活。

1962年，我以语文和数学双满分的成绩，考入浦江县白马初中。大家都说黄家出了个神童。

1965年，我以三门课平均分超过95分的成绩，考上金华第一中学（简称金一中）。金一中曾连续三年拿下浙江省高考第一名。大家都说，我考上金一中，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校门。

一入学，我就被编入658班，班上全是尖子生，大家你追我赶，半夜还在刷题。我不敢掉以轻心，凭着扎实的基本功，每次模拟考，我都在全班前五名。

平静的学习生活只持续了短短一年。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高考制度随即被取消，上大学改为推荐制。

消息传来，寒窗苦读多年的同学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尤其当年要高考的66届毕业生，不少人捶胸顿足，号啕大哭。

三年高中，我只上了一年文化课。毕业后，我在家自学高二、高三的课程，我仍对上大学抱有期望。

1973年7月，国家恢复过一次高考。这次考试中，“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影响了当年大学招生的路线，导致学生考分越高，越是没有学校敢要。郑宅镇的九位考生，我成绩最好，最后被录取上大学的却是数理化交白卷的考生。

“文革”中上大学采取推荐制。隔了几年，我又考了一次。成绩出来，我的数学满分，语文也不差，却被拒在复试门外，理由是——无发明创造！

事不过三，我死心了。等1977年国家正式恢复高考，我还以为是以前那种推荐制，错过了。

从此，我就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从安徽回来，我的心彻底“野”了，再也不能固守在田野上

我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当初供我读书，比我小6岁的大妹，读完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后来又早早嫁人。一想到她，我愧疚万分。

我不是一个能安分种地的人，又成天想着改变家里的困境，我决定出去闯荡。

28岁，我在浦江的嵩溪村当建筑工，不分昼夜地修当地的村路

33岁，我和朋友到安徽宁国酿酒。我们做的是土烧酒，工序很复杂。朋友吃不了苦，跑了，我不想两手空空回去，强迫自己干了三个月。

从安徽回来，我的心彻底“野”了，再也不能固守在田野上。

第二年，我跟着老乡到湖州的石英矿打工，每天干活15个小时，干了一整年。但一有机会，我就想改变眼前的生活。

1984年7月，我在《浙江日报》上看到东阳泥抹厂陈老板急招一名私人秘书的广告，我以最快速度收拾好行李，带上路费去应聘。我文字功底好，会写古诗词，做秘书我不怕。那时没电话，我走了很多冤枉路，总算找到陈老板。

只干了两个多月，我就走了。回来后，我跟风买了葡萄苗，开始种葡萄。但一场雷雨大风，刮倒了刚砌好的围墙。雨停后，我一路跑到田里，围墙倒掉不意外，我惊讶的是，葡萄苗竟被人连根拔走。

之后，我到临安昌化镇，砌了三个月的河道护坡。又挑着担子在桐庐和绩溪、歙县一带卖小百货，结果什么都没卖出去，还被当成小偷追赶。

1988年，我又出门，去苏州的一家粉末冶金厂做小工。那年8月，海南经济特区成立。一起打过工的工友是上海66届高中生，鼓动我去海南。我脑子一热，工作也不要，直接跟他走了。

我不想再做工厂小工，我以为海南遍地是商机，结果商机没找到，还花光了积蓄。为了饱肚子，我也顾不上脸面了，跟人去捡废品，一天倒能赚十几元。

两年后，我带着拾荒得来的3000多元“巨款”回家了。

那些老师生病或临时有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我什么课都能教，什么年级都不挑。特别是数学，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我都教过

我的前半生，除了四处打工，有一件我引以为豪的事，就是做过各种代课老师。

我第一次代课是1972年9月，岩头初中的化学老师黄根花要生孩子了，我表哥是黄老师的同学，把我举荐过去。

我化学成绩本来就好，上讲台前又把课本研究了一遍，拿出了看家本事。期末，四个班的化学平均分在95分以上。

很多老师来打听，听说我是第一次走上讲台，还是代课老师，不相信我有这么高的水平。有人带了难题上门打擂，我不怕，很快就解答出来了。后来，那些老师生病或临时有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我什么课都能教，什么年级都不挑。特别是数学，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我都教过。

只要老师们来叫，我放下农活就走。我先后在下方小学、芦溪小学、郑宅中小、钟村小学、前店小学等九所中小学当过代课老师，短则两三天，时间最长的是白马中学，我教了两学期的高一数学。

代课老师的月薪是26块半，其中20元要上交生产队。我代课也不全为了钱，我甚至想一辈子当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村里68届高中生总共三人，但这么多年，我连民办教师都没当上。

后来，教师队伍越来越正规化，我再没机会走上讲台。

1970年，为了排遣苦闷，我开始写诗。饭都吃不饱的年代，买书对一个农民太奢侈了

我这辈子在社会底层挣扎，没能成为“浦江的荣耀”，现实生活我是失意的，但我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

1970年，我22岁，为了排遣苦闷，开始写诗。为了弄懂格律，我瞒着家人，走路到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语言学家王力的《诗词格律》。饭都吃不饱的年代，买书对一个农民太奢侈了。

回来后，我把《诗词格律》压在枕头下，一有空就看。很快，平仄、押韵、对仗、粘对、拗救，都难不倒我。

我迷上了古典文学，很大一部分钱都花在买书上。我喜欢李白与王昌龄的七绝、杜甫的七律、李清照的词。写诗近五十年，国内的古诗词刊物我基本都发表过，我还是中华诗词楹联学会会员、浙江省诗词楹联学会会员。

但我最难忘的，是24岁时写下的一首七绝， “岁月青葱等闲度，凤凰双双巧相遇。爱情如蜜路崎岖，黄连难比失恋苦”。

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失恋》。

那年，我认识了小我四岁的初恋女友。当时高中生凤毛麟角，她很崇拜我。我们都喜欢体育，很聊得来，很快就订婚了。

正当我憧憬幸福生活时，她家里突然反悔，原因是我家太穷。我不忍心为难她，只恨自己没本事。那几年，我魂不守舍，屡次三番外出打工，也是想远离伤心之地。

1991年，我虚龄44岁，弟妹都已成家。母亲替我张罗亲事，头发愁白了一大片。

我第一次看到我老婆安梅花时，她又黑又瘦，头发枯黄，足足比我小16岁。她是云南人，也是穷苦人家出身，下面有四个妹妹，两个弟弟。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她是想牺牲自己，给弟弟妹妹留点钱。

中间人说，娶亲要拿三千元来。我家哪有这么多钱？我拉着母亲扭头就走。

母亲声泪俱下地劝我：没钱可以借，要是没成家，你老了怎么办？她到处借钱，好不容易筹到三千元，为我娶了亲。

我后来才知道，这三千元大部分被中间人抽走了，到梅花手里只剩下五百元。

我用汗水换来一座村庄的干净清爽，我不觉得扫地丢脸了。大家公认我写得最好的一首诗，就是扫地时冒出来的灵感

婚后，我开始和梅花踏踏实实过日子。

我在附近的红砖厂找了一份拉湿坯的活。一车有三四百斤重。到50岁时干不动了，我在家赋闲了好几年，全靠梅花做手工活，补贴家用。

2002年，梅花怀了二胎，我当了环卫工。

我365天全年无休，连除夕和大年初一都上班。一天不扫，垃圾就会堆起来。

扫地不容易。三伏天，在日头下站一个小时都吃不消。晚上衣服脱下来，全是白色盐花。中暑是常事。冬天，眼睛被冷风吹得生疼，雨雪天更麻烦，淋湿的衣服搭在身上，又冷又潮。

我最怕大雾天，村道狭窄，往来车辆多。好几次，车子差点撞到我，只差一点点。

还有狗。我被狗咬过七八回。大多数狗主人都会带我去县城打狂犬病血清，但也有不讲理的。一次，我上门讨说法，那人反指着我鼻子，质问我为什么要到他家门口扫地。

一支狂犬病血清要四百多，我那时一个月工资才多少？我气得说不出话，捡了几块小石头，朝他家狗身上扔。他就把我的垃圾车掀翻了。如果不是旁人劝，我一定要和他干一架。

最后，那人也没赔钱，我也没舍得打针。算我命大，没得狂犬病。

到了我这把年纪，不再愤世嫉俗。过往的种种苦难，早就淡然处之。就连不情愿干的扫地，我都能心态平和地接受。

去年，我终于结束做了17年的环卫工。

刚开始，我每月工资是300元，后来涨到800、900、1200，退休前是3000元。吃饭完全没问题了。

我想，这也是大家对我的认可，如果我扫得不好，村民肯定有意见，哪里会一直涨工资？

我靠劳动吃饭，我用汗水换来一座村庄的干净清爽，我不觉得扫地丢脸了，反而为自己骄傲。

大家公认我写得最好的一首诗，就是扫地时冒出来的灵感。那天黄昏，摸黑扫地的我一抬头，看到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就有了这首《扫地歌》：

一边吟亦一边行，灯黑借光头上星。

天下澄清为己任，岂容龌龊到黎明！

这首诗后来获得浦江县首届农民赛诗会一等奖。评委点评：环卫工能有这样的气度和胸襟，想不到。

手头宽裕后，刊印《玄鹿吟集》钱不够，我就偷偷地五百、一千地往里贴钱，梅花只装作不知道。我感激老婆的宽容

2008年，我60周岁，自费出版了历时十年的《梦醒斋诗词选》。我的诗用词比较含蓄，绝非打油诗，没点文化水平看不懂。

2011年，我重建了郑宅镇的玄鹿吟社，这个吟社，清代嘉庆年间就有了。我还陆续带了30个徒弟，他们有的年纪比我还大，有的是白领和老板，都经常带着诗作，来我家找我点评。

每年玄鹿吟社要刊印一册《玄鹿吟集》。我是主编，也是编辑、校对、统稿。定稿前的两个月，我每晚要在书桌前坐到两三点，第二天照旧出去扫地。

我要申明，教学生和当主编，我都是义务劳动，没收过任何学费和编辑费。

梅花担心我身体，抱怨过几次。不过，徒弟来我家，她比我还热情，马上烧水、泡茶。

现在，我和老婆的失地养老补贴加起来有三千多元。手头宽裕后，刊印《玄鹿吟集》钱不够，我就偷偷地五百、一千地往里贴钱，梅花只装作不知道。我感激老婆的宽容。

女儿自小性子沉静，读书成绩好，这点遗传我的，2012年考上了武汉科技大学英语专业，圆了我的大学梦，我很开心。

我已到古稀之年，没有别的心愿，就想活着多写点诗，多带几个徒弟，把《玄鹿吟集》编好。然后就等着儿女们成家立业，我好含饴弄孙。

采访手记

他像“诗魔”

72岁的黄浦荣家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二十平方米的卧室除了过道，堆满了大小书籍。这让我非常惊叹，一个工资不高的环卫工，还要养两个孩子，居然舍得花钱买这么多书！

老黄不看电视，没有娱乐，除了诗友外不和外界来往，但一说起古诗词，他就停不下来。每天晚饭后，他雷打不动坐在书桌前看书、写诗，至少两个小时。

我去黄浦荣家待了一个下午、两个晚上，从他滔滔不绝的表述中，我不难发现他性格上的弱点，他爱抨击一切让他看不惯的人、事和物，也不管会不会得罪人，非要说出来才畅快。

但我突然理解他了，他就是这么率真，他把所有的不如意都写到了诗里，古诗词不仅是老黄的精神寄托，更是他的命。

他像一个“诗魔”。只有写着、写着，才觉得自己活着，才能感受到生命的燃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