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林荣（作家， 腰缠十万字的西北牧羊人）

1934年5月27日，鲁迅在上海家中宴请作家姚克。鲁迅日记载：“晚邀莘农夜饭，且赠以《引玉集》一本，并邀保宗。”

姚克（1905—1991），原名姚志伊、姚莘农，在上海滩精通洋务，尤精英文，上世纪30年代初致力于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介绍和翻译，1932年完成了鲁迅《短篇小说选集》的英译本。

1934年5月，姚克南下到上海小住。5月24日，他到内山书店留字，求见鲁迅。鲁迅“得见留字，欣幸之至”，当夜复信，定于三天后，即27日下午五点钟，“希惠临‘施高塔路大陆新邨第一弄第九号’，拟略设菲酌，藉作长谈。”

鲁迅在信中以欣喜的口吻向来访者发出了邀请，并且详述家庭地址和走法：“大陆新邨去书店不远，一进施高塔路，即见新造楼房数排，是为‘留青小筑’，此‘小筑’一完，即新邨第一弄矣。”

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鲁迅一般不在家中接待朋友。但此时，姚克已与鲁迅交往一年多，鲁迅了解了姚克，因此见了他的留字，“欣幸之至”，不但邀他“惠临”“长谈”，还请了“保宗”即茅盾作陪，这是十分罕见的，在鲁迅的请客史上，仅此一例。

姚克与鲁迅交往始于1933年。当时，姚克和斯诺致力于把鲁迅著作翻译成英文，让世界人民知道“中国的伏尔泰”（斯诺语）。为征求鲁迅本人的同意并解答翻译中面临的疑难问题，特别是语言和思想内涵方面遇到的问题，姚克致信鲁迅，请求解答。几经周折，1933年3月7日，鲁迅和姚克在内山书店见面，向鲁迅请教了翻译中遇到的“三百大钱九二串”“猹”等一些问题。姚克知道了“三百大钱九二串”一说是绍兴人特有的表达方式，即“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又知道了“猹”字是鲁迅自己造的，不是刺猬但比刺猬大，“大概是‘獾’一类东西吧”。他们还谈了一些有关文学文化的情况，临近天黑，姚克方才带着极大的满足告辞。

这次会见对双方都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鲁迅后来同朋友谈起姚克时说：“别看他西装革履，倒有真才实学，是个切实做事的人。”而姚克则在后来谈及了自己那一天的感受：“我初见他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似乎矮了半截。但他并没有一点吓人的‘大师’派头和‘学者’架子，也没有那种谦虚得要命而圆滑得可怕的‘君子’之风。”

在姚克与鲁迅交往的四年间，鲁迅日记中有关姚克的信息多达95处，姚克致函鲁迅52封，鲁迅则复函29封，两人见面交谈也有数十次。这次鲁迅在大陆新村家中“略设菲酌，藉作长谈”，自然还是围绕文学与翻译的问题。比如有一段时间，姚克有志于创作，对此，鲁迅多次予以鼓励，1934年1月25日的信中说：“先生作小说，极好。其实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是非曲直，昭然具在，揭其障蔽，便是公道耳。”同年3月6日，又在信中写道：“关于中国文艺情形，先生能陆续作文发表，最好。我看外国人对于这些事，非常模糊，而所谓‘大师’‘学者’之流，则一味自吹自捧，绝不可靠，青年又少有精通外国文者，有话难开口，弄得漆黑一团。”

这次家庭饭局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鲁迅编印的一部苏联木刻版画集《引玉集》出版了。所收版画都是用白纸换来的，所以取“抛砖引玉”之意，谓之《引玉集》。精装为纪念本，仅印制50部，非卖品；平装为流通本，印制250部。鲁迅亲撰广告，称赞画集“用玻璃版精印，神采奕奕，殆可乱真……盖近来中国出版界之创举也。”鲁迅先后赠出30本左右《引玉集》，姚克是较早得到这一珍本的人。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姚克是先生的抬棺者和葬礼司仪（当时小报曾噱称为鲁迅出殡抬棺材的十二位著名中青年作家为“鲁门十二金钗”），并且和斯诺联名题写了一副挽联：“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言辞痛切，对仗工整，评价切当，显出了极深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