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这里是毛泽东诗词中的长江。“九派”既指长江的支流众多，又应合文化长河的多种融汇之义。

对我们来说，沿着长江，找九派民艺，这是一次关于长江中下游“物质文明”的知识考古之旅。福柯说：“物质文明”独有其缓慢性。流淌千万年的长江水依然如是，它和长江流域独有的文明相伴相生。“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己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在福柯看来，如航道史、麦子或金矿史、旱灾和灌溉史、轮作史、人类的饥荒与繁育的平衡史莫不如是。

从历史上来看，长江中下游区域的发展，实际上是因北方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中原战乱，人们不得不南下寻觅安逸之所，而礼俗承袭中原再融合当地水土，便是自然。也因为水稻良种的引入——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区域的种植，繁荣状况一时无两。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认为14世纪到16世纪的中国赢得了一场“生物革命”，也让苏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

然而太湖地带水路稠密的客观地理状况在人口大量繁衍后，很早就呈现了土地稀缺之势，也随着苏州、扬州这样的大城市的兴起，大量的生活器物需求促使了一些失去土地或者本身便有一技之长的人，成为民艺的创作者、工匠，并一代代地传承下去。他们以家庭作坊的形式，让自己的手艺成为家族的烙印。

直至如今，如果不是靠桥梁、隧道，太湖和辽阔的长江入海口依然是这片区域地理沟通的天然屏障。水体庞大，相对的隔离，也如同瑞士般，有着大雪封山时期相对安静的时间段。我们可以想象在当年，很多的民艺作坊，在适合生产的日子潜心劳作，在赶集时节，通过船舶，穿越二十四桥、罗甸巷和漆货巷，来到商贩云集的集市，或是通过大运河直达汴京，甚至是通过扬州港，直通海上丝绸之路。

在更多寻常的村落，中国人安静而勤奋地劳作，可比繁星，这也是我们国家性格的一部分。泾县的宣纸就曾这样极为神秘地隐藏在黄山北里的茂密山林中，直至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寻访到此，并将制作工艺“偷师”。可如今，等到我们在21世纪的2009年再去看，这里变得愈发像个情报机关，一个紧锁文明的情报机关。

这次走访的民艺精粹，从地图上看过去，从苏州、南通、扬州、南京一路沿长江到万安、景德镇，绕到太湖西南岸的无锡，宛若一条珍珠项链，是民艺中国的璀璨之路。

联系起我们这串中华文明的“珍珠瑰宝”的人，国家称他们为“工艺大师”或“传承人”，我们甚至还可以称呼他们为“人间国宝”——在日本便是这样封称的，自1950年后，他们为了保护“无形文化财”，便立法《文化财保护法》，把那些有特殊技能的人封为“人间国宝”。

这让我们想起当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随行是一支庞大的团队，在其第二次试图东渡的清单上，带去的除了和尚17人，还有玉工、画师、雕塑工、雕刻工、铸工、抄写者、绣花工、文人、铸碑匠及各种工艺匠，共185人。假设当时能成功东渡的话，现在的日本也许会更多地存留中国唐代的工艺。而如今，日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下来的品种有1000多种，说它是民艺大国，并不为过。

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我并不认为宣纸传播到日本（只是偷师这个伎俩不大符合道德文明）是一种“国宝”的流失，我反而觉得如果宣纸不能“走出去”，为更多人所用，才是文明的没落、“国宝”的悲哀。

中下游地带如今是继珠三角之后的又一片世界级制造工厂，也是富庶之地。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正在消灭传统的村落，而越来越快的动车组也将上海到武汉的旅程压缩到5小时左右。技术、城市化与速度都在改写着这片土地的风貌，技艺、生态与情感因素都在发生剧变。而这一块又正好是千年来民艺历史文化的巅峰记忆与遗存之地，所有这些因素的碰撞，也让我们对此地的民艺考察更具必要性与迫切性。

我们试图阐述长江民艺的意义网络（the network of signification）：以长江为干，周边的江河支流、湖泊为脉络，连接相关的历史、当代关系，经由对单个民艺技艺的传承及文化意义的诠释，扩大至探究地域文化和历史生成的意义网络，并试图重新建立民艺历史与当今生活的关系。

我相信，这个意义网络只是一次示范。我们最终期待的是：民艺的整体复兴——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文化基因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