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世》 （美）葛烈腾/著 蕙兰/译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9-10

在对中国的历史书写中，来华的西方人是其中的特殊群体。他们常常描述自身接触中国社会的历程，尝试阐释中华文化的内涵与背后的逻辑。这个或许从13世纪马可·波罗就开始的传统一直延续，逐渐呈现出不同的面容，越来越真实地融入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书写之中。

《人间世》（Heaven Below）一书的作者葛烈腾（Edward H. Clayton,1889—1946）便是这个西方群体的重要一员。1923-1942年的20年间，作为蕙兰中学的校长，他广泛地参与到杭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之中，敏锐地观察杭州民俗与政治和社会局势的变迁，为今天的我们重新认识历史和杭州带来了全新的话语。

从来，杭州的自然就与文化紧密交融，如西湖的山水，承载着太多文人风流、锦绣诗篇，因而更显美丽。近一百年前葛烈腾所见到的杭州，亦是如此。不过，对于这个带有浓厚思辨精神的传教士来说，杭州浓厚的宗教氛围和以西湖为中心的寺庙群，具有更奇妙的吸引力，那些吸引力的载体包括热闹的城隍阁、幽隐的灵隐寺、矗立在山脊之上的保俶塔，以及1924年倒塌的雷峰塔。他感兴趣的还有那些宗教与民俗色彩交融的传说故事，比如与杭州云栖寺的放生有关的故事。这类传说中神奇的命运轮回以及赎罪与放生，都是传教士葛烈腾未曾深及的世界。他发现，佛教，或者说中国人所信奉的神对众生的仁慈是如此深沉。

晚清到抗日战争之间的杭州，对于许多人，只是一个概念的时代，一个模糊的影像，《人间世》为我们留下了杭州1923—1942年的完整社会动态。1927年之前，杭州军阀混战，孙传芳、夏超、孟昭月等军阀的势力此消彼长，每一次“胜利”和“失败”都意味着杭州人要遭受新一轮的洗劫，无奈的市民学会了如何迅速地藏起家中的珍贵物品，而散兵游勇则要防止在战争结束之后的落单，百姓会在这时略显“残酷”地展示他们积压许久的愤怒。1927年，随着北伐战争高歌猛进，学生们大声喊着“新的中国”，人们在响亮的口号声中欣喜若狂，然而停止工作的人们家中的大米很快耗尽，他们去商行抢回了大米，接着，那些曾经被许诺的高薪、假期和自由都成为破碎的泡沫，人们在狂喜过后是一场深刻的空虚。

葛烈腾作为半个“局外人”，与中国的距离让他在描述时全面、客观；他同时又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因此，他从身边这些快速流过的日常中思考中国的历史，从政府的新政与腐败、工人的罢工、学生的运动中论述中国的未来。他笔下的杭州是鲜活的，他描述的中国百姓的苦难饱含切肤之痛，他对年轻的中国人的期望真切，带着现实、理性的光辉。

如果不是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人间世》或许只是一个传教士的自言自语，然而建成仅89天的钱塘江大桥的轰然断裂，杭州沦陷，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小和山，日军屠杀了数百人，鲜血淹没了收尸人的脚背；在乔司，日军几乎杀光了这里的全部人口，小镇因此荒废数年，是为灭顶之灾：“几个世纪以来，每个受佛教影响的东方城市，都有流浪狗出没，因为佛教徒不会杀生。即使是最虔诚卑微的乞丐，翻遍衣袖及口袋也找不到一丁点儿食物而饥饿难耐时，也不会想到要杀死身边的流浪小动物……因为大面积饥饿的存在，杭城的老百姓被迫吃光了几乎所有的流浪狗和猫。”

在极端寒冷的冬季，很多人不是饿死就是冻死了。1940年，在葛烈腾夫妇尽力维持的蕙兰难民收容所里，难民们每个人只有一套薄薄的衣服，每天最多能喝到一顿稀粥，每晚分到床单的一角御寒。但是比起收容所之外的世界，这里被称为“孩童的乐园”，毕竟，至少2000名儿童艰难地活了下来。

与无尽的杀戮、侮辱、压迫同时进行的，是杭州人惨烈而悲壮的抗日。稚嫩的学生们选择投笔从戎，那些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百姓组成了游击队，他们不惜用成倍生命的代价来杀死一个日本鬼子。甚至在葛烈腾千方百计拿到一点日本的鱼肝油给孩子们补充营养时，孩子们都坚决地拒绝食用；在某个日本传教士到收容所“示好”后，院子里扔满了饥饿的人们丢弃的日本面包。在记录这些内容时，《人间世》没有东方主义，也没有猎奇色彩，它为我们留下了杭州一个时代的城市记忆，这些生活的日常，蕴藏着最深重的苦难和惊心动魄，是另一种足以撼动精神与情感的“不能忘却的纪念”。

那时的杭州与中国，那时的杭州人与中国人，理应被今天的人们阅读、理解，从那些在苦难中闪耀的生命中，寻找一个国家集体创伤的记忆；从那些业已消逝的风土民情中，追怀一座城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