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林荣（作家， 腰缠十万字的西北牧羊人）

1929年8月28日，鲁迅与北新书局的版税官司在上海庭外和解后，当事双方同赴南云楼吃饭，还邀请了另外几位朋友，由鲁迅做东。鲁迅日记：“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林语堂1923年从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与鲁迅甚为相得，是鲁迅领导的“语丝社”的“急先锋”。《语丝》时期，鲁迅借林语堂文章中的英文“费厄泼赖”一词，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狗运动”，他要打的“落水狗”，是段祺瑞、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等人。“打狗运动”把林语堂推到了文坛盟主鲁迅的麾下。然后，二人远走厦门，相互扶持，建立起了亲密的友谊，并持续了近十年。经过短暂的分离，1927年10月，二人在上海重逢。

此时的林语堂，已“对革命感到厌倦”，于是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而鲁迅虽然一样失意，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两人的思想道路，显然出现了分歧。

1929年8月29日，在这场由鲁迅召集和做东的饭局上，便发生了著名的“南云楼风波”，这是鲁迅与林语堂第一次正面的思想冲突。争论的原因与鲁迅和北新书局庭外调解的官司有关。对这场成功调解的官司，当时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林语堂是反对者之一，所以在饭局上语带讥讽。

有关这一风波的过程，40年后，林语堂写过一篇文章《忆鲁迅》，文中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林语堂回忆当时他和鲁迅“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似乎并没有争吵。但鲁迅当天日记这样记载：“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说明不仅争吵了，而且吵得比较凶。

林语堂日记中又是怎样记述的呢？林语堂在1929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8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记述的正是“南云楼事件”。同一事件，鲁迅斥之为“鄙相悉现”，林语堂却笑嘻嘻地表示，“颇有趣”。

“南云楼风波”有时被学者解释成林语堂的“右”和鲁迅的“左”之争，这是艺术和政治的神经过于敏感，事实上并没有那么悬乎。因为当天的宴席，纯粹是为版税官司的圆满结束而举行的，无涉政治和艺术观点。林语堂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家对于稿酬的态度转变，标志着新文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表明了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存在的经济条件。

30年代初，随着林语堂的推波助澜，文坛上逐渐兴起了幽默之风，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鲁迅认为在反动派的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开始对林语堂进行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而林语堂则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

鲁迅逝世后的第四天，林语堂亲撰《鲁迅之死》一文，称誉鲁迅为真正的“战士”。他这样写：“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鲁迅和林语堂坦荡磊落，君子交恶，却惺惺相惜，此番情真意切，令人肃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