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林荣(作家, 腰缠十万字的西北牧羊人) 1929年8月28日,鲁迅与北新书局的版税官司在上海庭外和解后,当事双方同赴南云楼吃饭,还邀请了另外几位朋友,由鲁迅做东。鲁迅日记:“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林语堂1923年从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与鲁迅甚为相得,是鲁迅领导的“语丝社”的“急先锋”。《语丝》时期,鲁迅借林语堂文章中的英文“费厄泼赖”一词,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狗运动”,他要打的“落水狗”,是段祺瑞、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等人。“打狗运动”把林语堂推到了文坛盟主鲁迅的麾下。然后,二人远走厦门,相互扶持,建立起了亲密的友谊,并持续了近十年。经过短暂的分离,1927年10月,二人在上海重逢。 此时的林语堂,已“对革命感到厌倦”,于是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而鲁迅虽然一样失意,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两人的思想道路,显然出现了分歧。 1929年8月29日,在这场由鲁迅召集和做东的饭局上,便发生了著名的“南云楼风波”,这是鲁迅与林语堂第一次正面的思想冲突。争论的原因与鲁迅和北新书局庭外调解的官司有关。对这场成功调解的官司,当时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林语堂是反对者之一,所以在饭局上语带讥讽。 有关这一风波的过程,40年后,林语堂写过一篇文章《忆鲁迅》,文中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林语堂回忆当时他和鲁迅“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似乎并没有争吵。但鲁迅当天日记这样记载:“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说明不仅争吵了,而且吵得比较凶。 林语堂日记中又是怎样记述的呢?林语堂在1929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8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记述的正是“南云楼事件”。同一事件,鲁迅斥之为“鄙相悉现”,林语堂却笑嘻嘻地表示,“颇有趣”。 “南云楼风波”有时被学者解释成林语堂的“右”和鲁迅的“左”之争,这是艺术和政治的神经过于敏感,事实上并没有那么悬乎。因为当天的宴席,纯粹是为版税官司的圆满结束而举行的,无涉政治和艺术观点。林语堂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家对于稿酬的态度转变,标志着新文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表明了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存在的经济条件。 30年代初,随着林语堂的推波助澜,文坛上逐渐兴起了幽默之风,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鲁迅认为在反动派的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开始对林语堂进行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而林语堂则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 鲁迅逝世后的第四天,林语堂亲撰《鲁迅之死》一文,称誉鲁迅为真正的“战士”。他这样写:“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鲁迅和林语堂坦荡磊落,君子交恶,却惺惺相惜,此番情真意切,令人肃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