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边缘: 站在珠穆朗玛峰之巅》 （美）吉姆·惠特克/著 犹家仲/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8

1963年5月1日早上6点，在被飓风袭击的帐篷里度过了一个悲惨的夜晚后，我爬出来，进入一个风卷雪形成的旋涡中。绑上夹子，把背包捆起来，跟夏尔巴朋友纳旺·贡布系在同一条绳索上，我迈开了最后征程的第一步——攀登这座世界最高峰。

我呼吸急促，努力保持站姿——当时并未意识到这就是关键的时刻了，也没有意识到，尽管山上的情况十分危险，我还是不会回头；更未意识到，这一刻将成为我后半生的转折点。

事实上，这就是我经历的事。但是，在当时，在我那缺氧的大脑中只有一个想法 ：让我的两条腿不停地移动。攀登——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准确地说，在七小时之后的下午1点，我成了第一位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美国人。

早上 6：00，我对诺曼高喊，我们要上去了。他从帐篷里回答说，他们很快就会跟上来。然后，贡布和我从我们的帐篷里爬出来，踏入暴风雪肆虐的大地。

头顶上，骄阳似火。但是我胸部以下，是乳白色的一片。冰雪的晶体以每小时60 英里的速度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贡布的样子有些怪异，头戴护目镜，坐在被风吹动着的雪地表面。

总之，我们出发了，跌跌撞撞，继续向前、向上行走。往前方，我只能辨清东南山脊，那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但是我看不到自己的脚。怒吼着的风给地面盖上了四五英尺深的旋转的、漂动的雪层。行走速度慢得惊人。在雪地中，我们轮流开路。踢雪，停步，前进，休息，吸氧。两小时，我们仅向上攀登了700英尺的垂直高度。

我的背包中装着两瓶氧气、两部照相机、一部收音机（它从未工作过）、两只水瓶、一个急救箱、食物、额外的衣服、一支手电筒、一个系有美国国旗的尖木桩、一只可在零下30华氏度时使用的睡袋（仅仅在我们必须露营的时候才用），共45磅重，但感觉像背着一吨重的砖块。山脊之侧，比南侧顶峰低700英尺的位置，我们预估刚好是到达顶峰高度的一半，贡布和我决定把已经用过一部分的氧气瓶藏匿起来，以便回来时用；我们用余下的氧气瓶登顶。每个氧气瓶重达13磅，卸下一个情况会大不相同。

我们又出发了。但是现在我有一个新问题：无情的风和冰晶，吹过我的护目镜时结成了冰，在我的左镜片上冻结起来，我没法看清楚路况。没有双眼视觉，便不能很正确地判断距离。此外，我已经口渴难耐，但是水瓶里的水已经结成坚冰。由于缺氧造成的愚蠢，早些时候我把它们放在了背包的外层，现在它已经成了毫无用处的物件了。（更蠢的是，我没有把它跟多余的氧气瓶一并藏匿起来，以减轻背包的重量）从六号营地开始，我仅有的饮料便是冰柱，它是通过我的呼吸不断地在氧气面具上形成的——我不时地把它们打破，让冰水从面具流入我的口中。我喝的是自己的气息。

即使每分钟有两升氧气的流量，且每小时仅攀登200英尺的垂直高度，每前进一步我们也不得不呼吸5—6次。此外，风还不断地吹打着我们，坡度越低，我们越是步履蹒跚；我们宁可登山，也不愿意走平地——至少，登山时我们还有东西可以握住。我们继续着沉重乏味的前进步伐，半爬行半攀登，每艰难地向前迈进一步，就变得更加疲劳。

我们将要攀登的山脊有一道由风吹雪形成的巨大檐，冰向右面伸出来，到了空中，完全不能确定那块岩石到哪里结束，那条悬挂的雪檐又从哪里开始。如果在雪檐上走出去太远，那么，便会招致灾难；如果向左移动得太多，那么，又面临攀岩方面的困难。只能凭臆测行动了。在审视了雪檐的结构后，我选择了我能选择的最好路线，希望能够沿着山脊前进。

中午11：30到达南峰峰顶，第一次看到比我们所处位置更高的真正的北峰峰顶。前方有一个急降的陡坡，然后在我们和下一个障碍之间有一个马鞍地形，我们必须爬过一处很陡的岩面。1953年英国探险队攀登期间，查尔斯·埃文斯（Charles Evans）和汤姆·布迪龙（Tom Bourdillon）曾站在我们现在站的地方，仰望对面的山峰，然后转身下山。他们的氧气阀门装置被冻住了，无法继续前进。第二天，新西兰人埃德·希拉里和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攀登了上去，从此以后，这里就被叫作“希拉里台阶”。

我们蹲在南峰上，用眼睛攀登“希拉里台阶”。我们下到马鞍处，跨过那里。在“希拉里台阶”的底部，饱受狂风拍击，我们又休息了一会儿。从这里开始，实际上是垂直向上——左面是岩石，右面是冰檐。冰檐悬挂在岩石上，但是有风化的裂缝和空洞。冰檐下，珠穆朗玛峰的康顺坡（Kangshung Face）绵延下降数千英尺，直抵西藏。

我想：“如果我们掉下去，这里真是一个跨国界的地狱。我还没有准备好护照呢。”

贡布系好了登山绳，把我也固定好了。我用力摆动，通过岩石和冰檐避风面的槽口把自己撬上去，气喘吁吁，诅咒身上的背包又重又笨拙。最后，我爬到了顶上，找到了一处好位置系绳索，把松弛的绳子收紧，急速地拉绳子，以便贡布紧随着我爬上来。他爬到我身边，我把绳子卷了起来。我们四肢伸展开来，躺在平地上，又休息了一次。

贡布和我再次站起来，转过身。我们又开始移动，然而已疲惫不堪。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吸一只空氧气瓶。我曾经认为每人一只氧气瓶能把我们带到山顶，并且返回藏匿氧气瓶的位置，但是我们向上行走的路程比预期的要长得多，我们的体力也消耗太多了。贡布，个儿比我小一点儿，耗的氧比我少，他还有一点剩余，但也很快就要用完了。如果我的大脑一直正常工作，那么，我也许会被吓坏。但是，我记住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向前走”。接近终点了，在前方仅有一个平缓的斜坡了。

离山顶大约还有50英尺，我再次卷起绳子，贡布来到我的身边。我斜靠着他，顶着风喊了声 ：“你先走，贡布！”

“你先走，大个子吉姆！”他高声回答道。即使戴着面具，我也能看到他露齿而笑。

我们采取了折中方案——并肩而行，蹒跚走过了最后的几英尺。下午1点，我们一起站在了地球的最高点——比海平面高出29028英尺。头上的天空很幽深，那是在地球最高的大气中才能看到的深蓝色。我们站在急流中，在宇宙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