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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国庆阅兵式
2019-10-08 09:27:02杭州网





国庆当天,我挎着沉甸甸的冲锋枪,欢呼着口号,斗志昂扬地走过天安门广场。半个世纪后回想起来,依然心潮澎湃!

1956年,我从上海铁路学校通信专业毕业,到北京的铁道部设计院工作。两个月后,我接到通知,参加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北京人民庆祝国庆大游行”。

那年我18岁,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毛主席。他身着中山装,身材高大而挺拔,面容威严而不失慈祥。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时,我挥舞着鲜花,跟着人群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主席微笑着向我们挥手致意,人群再次欢声涌动,我的心也随着扑通乱跳。

我从此和国庆大阅兵结下了不解的缘分,从1956年到1974年9月调离北京,我连续参加了18次天安门国庆游行。

我记得1959年国庆,北京下雨了。所有人不能撑伞,也不能穿雨衣,游行队伍在雨中受阅一个多小时,淋成了落汤鸡。

1961年,我从游行队伍中的普通群众升格为了扛枪的“民兵”(另一次是1964年)。民兵不是简单的游行,而是组成一个个方队。每个人都是经过考察、百里挑一的,除了要求身强力壮、年纪轻,还要工作积极、思想进步。

国庆当天,我挎着沉甸甸的冲锋枪(这是真家伙,只不过没装子弹),一边欢呼着口号,一边斗志昂扬、队列整齐地走过天安门广场。半个世纪后回想起来,我依然心潮澎湃!

我毫无悬念地入选了铁道部连的国庆方队。这是莫大的荣誉

最让我难忘和自豪的是1969年的国庆大阅兵,我竟然成了国家机关方队的总指挥,带领1800人组成的方队,浩浩荡荡在天安门前接受检阅。

有人说,谭启晓,你是在吹牛吧?是呀,就连我自己也觉得像在做梦。

新中国成立初期,每年都举行大规模的国庆庆典。1960年9月,中央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开始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

196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20周年,本是大庆的年份,但当时中苏关系交恶。鉴于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央决定取消国庆阅兵,改为扩大民兵检阅和群众游行的规模。

7月,天安门游行指挥部准备筹建一支30米×30米、1800人超大阵容的国家机关方队,从76个部委中挑选了铁道部、化工部、机械工业部等30个部委,以师建制,每个部委直接以单位命名,如铁道部就叫铁道部连。每连65名队员,正式上场60人,剩下5人作为临时救场。

我之前参加过多次国庆阅兵,又能抽出大把时间训练(当时我已成家,和妻子两地分居),毫无悬念地入选了铁道部连的国庆方队。这是莫大的荣誉!我高兴之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好好排练、好好表现!

即便这样刻苦训练,我们仍没找到阅兵式的门道

正式阅兵前,30支各部委方队有三次大比武,综合比分第一名的连将走在国家机关方队的第一排,第二名走在最后压阵。当时所有连队都在拼尽全力练习。

我们连的连长是工会干事李志林,指导员是宣传干事宣向荣。入选的65人分成五排,每排13人,我个子高,站在第三排。

训练异常艰苦,7月是北京最热的时候,大家头顶烈日,每天十多个小时在单位的院子里练习正步走。队员们年轻,精力旺盛,但高强度的一天训练下来,很多人都筋疲力尽地坐在地上起不来了。

即便这样刻苦训练,我们仍没找到阅兵式的门道。一天,军代表张春和大校命令“紧急集合”。我们都以为他是来鼓舞军心和士气的,底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没想到张代表劈头盖脸给我们一顿痛骂。

“我看你们训练了几天,越看越生气,懒懒散散,松松垮垮,没有任何章法,哪像一支部队该有的精神面貌?如果你们这样子上战场,都得死在敌人的刀枪下!”

张代表的表情越发严肃,他清了清嗓子,大声说,“我不怪大家,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领导不得力!现在我宣布,撤销李志林的连长、宣向荣的连指导员职务!”

所有人吃惊得你看我,我看你。挨批的李志林和宣向荣两位同志,更是脸孔涨得通红,低头不语。

“谭启晓!出列!”张代表叫了我的名字。我紧张地往前迈了一步,以为接下来准是一阵批评教育,哪知他宣布:由谭启晓出任铁道部连的新连长兼指导员,被撤职的李志林和宣向荣负责后勤保障。

“你们一定要拿下比武第一名!”张代表斩钉截铁地说。

懂音乐的优势很快体现出来。我指挥队伍操练时,除了能控制住节奏,而且丹田气足,我吹的哨子都比别的指挥响

我懵掉了,且极度惶恐,甚至以为出现了幻觉。不知道张代表看中我什么?因为家里成分不好,我连党员都不是。我也没带过兵,怎么能当连队指导员呢?

我心里不停打鼓,解散后,我找到张代表,小心翼翼地建议他另请高明。

张代表好像料准我会来,既不吃惊,也没生气,拍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谁都是从不会到会的。

他其实偷偷观察我很久,“你工作认真,做什么事都一丝不苟,训练时也很刻苦。你参加过多次国庆游行的民兵训练,说话做事也比较有魄力,怎么能说没经验呢?”

“另一个原因是你懂音乐,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张代表告诉我,指挥员的口令不是随便下的,不懂音乐很容易出错,这样队员起步的左脚踩不到音乐的重拍,走起来就很不协调。

不是我自夸,我确实比较懂音乐。在萧山义桥中心小学读书时,一位女老师给我音乐启蒙,我看得懂五线谱,听得懂旋律,唱歌也不赖。我又自学了圆号、交响乐指挥、击鼓。我不仅肺活量比别人大,身体条件也比同龄人好。参加工作后,我是单位乐队成员,每逢联欢会,都会上台表演。

张代表参加过多次国庆阅兵,相信自己不会看错人,“即便你现在不会指挥,但很快就能上手。如果连你都带不好,这支队伍肯定没戏了”。

不出他所料,我上任后,懂音乐的优势很快体现出来。我指挥队伍操练时,除了能控制住节奏,而且丹田气足,我吹的哨子都比别的指挥响!

张代表传授的方法让我茅塞顿开。我拿着纸笔,足足做了五大页纸的记录,并在很短时间内研究出了一套训练法则

张代表雷厉风行,下午就带我去观摩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训练。他打了个比方,训练队伍和造房子是一个道理,先打桩,再做基础的训练。

他要我把个子最高的队员作为排头兵,并在队伍中间安插若干业务骨干。排头兵、尾兵、指挥员要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队员向骨干看齐,骨干向排头兵和指挥员看齐,保证整支队伍行进时整齐有序。

张代表传授的方法让我茅塞顿开。我拿着纸笔,足足做了五大页纸的记录,并在很短时间内研究出了一套训练法则。

首先,队伍中有七八位女同志。由于身高和气质的差异,男女迈步很难整齐划一。我想了个对策,要求女同志迈大步,男同志的步伐尽量收敛一点,整体效果好多了。

其次,我按照身高,把65人重新排位,同时设了五名排长和五名排头兵。排头兵是每一排的灵魂,除了个子最高外,还要有过硬的军事素质,准确掌握动作要领,反应灵敏,听到我的哨子声和集合口令后,能迅速作出反应。

我还把五名替补人员中的三人,穿插在队伍中间,另两名作为排头兵和尾兵的替补。万一排头兵和尾兵出现状况,也不致影响全局。

再者,我对各个动作都有非常具体的要求——

立正:要求队员双脚脚跟靠拢、脚尖呈等边三角形,小腿肌肉紧绷,挺胸收腹,收颌,两眼虎视正前方,双手自然下垂。

向左向右看齐:脖子要迅速向左或向右旋转45度,用余光看间隔一个队员的胸部,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

报数:要求队员声音洪亮、吐字清晰、刚劲有力。

齐步走:如有队员将右脚踩在音乐节奏的重拍上,马上用“填步”的方法及时纠正,并要求队员养成听音乐旋律的习惯。

我还自创了全体训练与分排训练相结合的模式,既不定期分排评比,又对每排的排长、排头兵、尾兵等17名骨干多次集训。每次训练结束,我都会作一个简短小结,提出改进的策略。

每个人穿着统一的蓝色中山装、戴上白色围巾、头顶草帽、肩挎红军背包,整个方队像一块切得方方正正的“豆腐干”

训练非常消耗体力和心力,作为铁道部连的掌门人,我不能长时间打疲劳战。每次训练到下午,我就组织一些文娱节目,让大家放松放松。这种劳逸结合的训练方式很受队员欢迎,大家训练热情高涨。全连还置办了65套一模一样的行头。着装统一后,极大提升了集体凝聚力和荣誉感。

在全师三次评比中,铁道部连三次拿下第一名。这不简单啊!为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国家机关专门成立评委小组,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才得出综合成绩。

我们成功地成为国家机关方队的首发阵容!我也被破格晋升为国家机关方队的师长兼政委,也就是阅兵总指挥。

一个师总共1800人,训练场地是重中之重。经指挥部研究,决定就放在天安门实地训练。那期间,天安门广场不间断播放着铿锵有力的《分列式进行曲》,整个过程和国庆正式受阅一模一样。

面对1000多人的大阵仗,我没有怯场。遵循“从难、从严、从实战”的原则,经过磨合,各连配合得非常默契。最后两次彩排,引来很多观众围观,掌声久久不息。

1969年10月1日,一个我终生身难忘的日子。参与国家机关方队受阅的1800人早早守候在东长安街,每个人穿着统一的蓝色中山装、戴上白色围巾、头顶草帽、肩挎红军背包。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和激动,等待着集合的号令。

北京时间10时整,随着雷鸣般的礼炮齐声响起,群众游行开始了,新中国成立20周年国庆盛大阅兵拉开序幕!那年的大阅兵很隆重,也很特殊,除一个解放军方队外,均是民兵方队。

我记得国家机关方队跟在工人方队后面。轮到我们接受检阅时,我根据军乐队的奏乐,果断、有力、准确地下达“齐步——走”的命令。整个方队像一块切得方方正正的“豆腐干”,昂首阔步,齐步向前。

队伍行进到东华表时,我一转身,及时准确下达了“向右——看”的指令。1800人瞬间改齐步为正步,每个人齐刷刷地向右转45度,接受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我专门留下一个纪念品——我吹过的一枚金属哨子,这是方队总指挥专用

彩排时,为了确保队形齐整,我无数次强调,向右看时眼睛必须平视,视线要时刻盯着间隔一人的胸部。

但是这样的机会,谁不想偷看一眼伟大领袖?可是,如果每个人看来看去,这支队伍成什么样子?

我对队员们说:“大家的心情我理解,可我是师长,我要保证国家机关方队展现最好的精神面貌。这次是毛主席在检阅我们,绝对不允许偷看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这也是原则问题!”

一改平日的温和,我说这番话时口气十分严厉。不过,那时大家都很讲政治。阅兵式从头至尾,我们的队形十分齐整,更没有出现队员偷看主席台的情况。

受阅结束后,队伍统一步行至西单,接我们的汽车在此等候。西单和天安门城楼隔着不远的距离,但仍能听到游行群众的欢呼声。中午12时,国庆大阅兵才落下帷幕。

张代表找到我,拉着我的手不停说,“小谭,你真不简单!毛主席对国家机关方队的评价非常高!我知道我没选错人!”

主席的表扬是对大家最大的肯定。这不仅是我谭启晓一人的功劳,离不开各部门和张代表的指导和关心,更离不开1800位兄弟姐妹的配合与支持。

我专门留下一个纪念品——我吹过的一枚金属哨子,这是方队总指挥专用,也是我担任过1969年国庆阅兵国家机关方队总指挥这一特殊职务的象征。

今年我82岁了。回首我这一生,经历过最荣光的事,便是年轻时以群众、民兵和总指挥的身份,十八次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游行,接受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是我一生中最荣光的事。

在歌声里理解中国

今年的国庆70周年大阅兵,雄壮、威武,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瞬间。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再来回味五六十年前的国庆阅兵式,重新翻阅新中国的峥嵘往事,可谓一次穿梭时空的互望。

本文主人公谭启晓参加过十八次天安门国庆游行,其中1969年国庆二十周年阅兵大典,他担任国家机关方队1800人的总指挥。这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一生的荣耀。即使半个世纪后回想起来,谭老依旧心潮澎湃。

最能形容谭老和无数中国人感情的,就是眼下重新走红的这首老歌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都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弹指一挥,今年的国庆阅兵式比五十年前更好看,多了让人应接不暇的高科技新装备,更显威武自信的大国雄风。那一天,无论在祖国的哪个角落,人们都在电视机前、在移动手机上观摩阅兵式,轻轻哼着《我和我的祖国》。我们与国同在,与国同庆!最难忘的国庆阅兵式,又诞生了!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口述 谭启晓 整理 孙侃    编辑:钟一鸣    责任编辑:方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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