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震作品之一：《太平九象图》

之二：《秋之颂》

之三：《圣果佛鸟图》

马一浮、孙慕唐、王叔康，他们三个是朋友，每星期聚会一次。他们都不讲什么话，只是一起那么坐着，偶尔说一两句，说的都是学问

我年轻时候就想，学国画一定要学文化、做学问，就想到了马一浮。马一浮有个朋友，叫孙慕唐，画山水很有名，是当时杭州的十大画家之一。他是孙中山执政时期的中国驻古巴大使，后来退出政界，进入上海远洋轮船公司。他的学问、书画都很好，古琴也弹得很好。因为他也是湖州人，我与他就认识了。孙慕唐其实是我的前辈，算是忘年之交。我那时宿舍里东西放不下，冬天的衣物被子都撂在他家。

马一浮、孙慕唐、王叔康，他们三个是朋友，每星期聚会一次。有一次，孙先生跟我说，我要去跟马一浮他们聚聚，你要不要去啊。我说，你约我去我当然想去，只是不知道去了能谈什么。他们在一起都不讲什么话，只是一起那么坐着，就像在练气功一样，偶尔说一两句，说的都是学问。

后来我跟王叔康处得很好。他是个针灸医生，专门给人义务看病，不收钱。他学问好，书法更是好得不得了。他写王献之风格的《洛神赋》，每写出一册，马一浮都要在上面题字，相当赞赏。后来我跟潘天寿学画，我跟潘先生说，我想跟王叔康学书法。潘先生很惊讶，他说，你认识他？他是三代习书的世家啊。

潘先生本来想请他到美院上课，没有去成。后来就“文革”了，王叔康这个人不见了。我到处问，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我知道他的老家是南京，托人一定要帮我在南京找找王叔康，结果怎么也找不到，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差不多“文革”快结束时，我到严不党家里，说起我找王叔康找不到的事。严不党哈哈大笑，神秘地说，王叔康嘛，一直跟我通信啊。原来王叔康这个人，“文革”一开始就躲起来了，只有严不党知道地址。我请南京的朋友再按严先生给的地址去找，找到了，但王叔康已经去世了。

王先生很随和，很喜欢我，我接连几个星期天都去他家拜访，每次他家都一定有三五个青年在，都是去向他请教学问的

严不党是杭州大学哲学系的，我在王驾吾家里认识的。他们是朋友，杭州大学的同事，经常互相串门，我也就认识了，严先生严先生地叫他。

王驾吾是杭大中文系主任，哲学也很好，这个人了不起。我有个朋友是夏承焘的学生，叫何钟嘉，我跟他的关系好到经常互相留宿的那种，他拿出夏承焘和王驾吾的书法给我看。我不是想学学问吗，何钟嘉就星期天带我去见王先生。王先生很随和，很喜欢我，我接连几个星期天都去他家拜访，每次他家都一定有三五个青年在，都是去向他请教学问的。

但是他讲苏北话，我听不大懂。我那时年轻，开口向他请教《易经》，我说我看了一些《老子》《庄子》，听说过《易经》，不知道《易经》是怎么一回事，想请教一下。王先生说，《易经》在图书馆里都积灰很厚了，没有人敢碰，我都不敢碰，而且你字面上读懂了也没用，懂了也不通。王先生都不敢碰，那我也只好算了。

南京的王敬之，是我认识的一位青年工人，因爱好文化，记忆力超强，我将他推荐给王驾吾。而王驾吾竟也看中了王敬之，收为学生，让他参加《墨子》校释，后来成了专家学者。

他对我说“相见恨晚”，还说自己画得不好。我说，诸先生，我就跟你学了啊。他说，好的好的

诸（乐三）先生是上海医专毕业，毕业后开了一个医馆，在中国，医生要年纪大人家才相信，他那么年轻，没人找他看病，生意不好闲着，就跟哥哥学画画。他哥哥诸闻韵是吴昌硕三大弟子之一，诸乐三虽然不是吴昌硕亲传，但通过他哥哥，也学出来了。他说，行医是人命关天的事，不能随便，还是画画好。

其实，他的医学也是很好的，一直给朋友看病（只给朋友看病）。我是怎么认识诸乐三的？他是我们安吉人，我祖父和他是私塾的同学。

他们诸家是文化世家，我们李家在安吉报福是做毛竹生意的。报福这个地方，以前百业兴旺，酱油、酿酒、百货、竹制品、布匹、杀猪、豆腐，都很有名。因为这个老乡关系，我在杭州给诸先生写信，说想跟他学画。我用美术字工工整整地写了一封信，美术字是我在艺专练的。结果，他回信了，用的是明信片。他说：“来信收到，以后我们共同研究国画这个事情。”但是他提醒我一点，画国画不能写美术字，一定要写书法。后来我就去拜访他。我跟诸先生说我祖父跟你是私塾的同学。诸先生问我，你祖父叫啥名字啊。

我说叫李子庭。诸先生一听很高兴，哦，他啊。他说诸、李两家在报福是三代世交，李家对地方上是有功德的。那时候，很多乡下人来赶集，没有中饭吃，我祖父家做五十道菜，摆开，来的人自己盛饭夹菜，不断地添，人人管够，每个赶集天都这样。

他对我说“相见恨晚”，还说自己画得不好。我说，诸先生，我就跟你学了啊。他说，好的好的。

我问他，张先生，你说我现在开始学书法来不来得及啊？张先生说，来得及来得及

诸先生叫我学吴昌硕的书画，他说吴昌硕的书法是石鼓文的底子。关于这个，我自己有些想法，如果书、画都学吴昌硕，恐怕以后跳不出来。我画就学吴昌硕的，书法我要另学，当然石鼓文的用笔我也要学。我自己这么想，也不知道走不走得通。

我还请教过张宗祥。我有个朋友是医生，他父亲是张宗祥的好友。那个朋友说，你想见张宗祥吗，我带你去好了。他就带我去张宗祥家，他说，张先生，我带一个诸乐三的朋友来找你玩。

我心想，怎么说我是诸先生的朋友，真是瞎讲。张先生很随和。我问他，张先生，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你说我现在开始学书法来不来得及啊？张先生说，来得及来得及。他马上说出两个人，一个是文徵明，另一个当时就没记住，他说这两个人都开笔很迟，二十岁之后才开始用功。他告诉我，学书法，唐以后的不要学，魏晋的最好，至少是唐。他还说，你不要老师叫你学什么你就学什么，老师觉得好的，自己性子不一定相通，你要琢磨适合自己的。

那时候书店里字帖还是很多的，我就去买来学。王献之的《十三行》、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一样样试，就这么自己摸索，也不死临，我注意研究笔意，就是意临，同时经常去张先生那里请教。就这样边学画边学书，学着学着，得到了诸乐三的表扬。他说我画得像吴昌硕。他不说我学得像他，说我学得像吴昌硕。

他拍拍我的肩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李镛。他写了一行字递给我。我一看，上面写的是“景云村一号潘天寿”

我那时每周去吴昌硕纪念室看那里面的吴昌硕字画，可以说百看不厌，看到后来是五体投地。每周最开心的就是星期天，带上中饭就去看，里面很安静，没有人。有一天，我一个人在里面看，潘天寿带着俞剑华（编者注：画家、中国绘画史论家）进来，逛逛就出去了，我只管看画也没怎么留意。

结果，潘天寿又回来了，他拍拍我的肩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李镛。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纸笔，写了一行字递给我。我一看，上面写的是“景云村一号潘天寿”。我不是刚开始学画的时候就说嘛，学画就要跟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这三个人中的一个学，但是我觉得当时我的水平还不够去向潘先生请教，我一年多没敢去找他。

一年之后，有一天，我正在诸先生家看他作画、聊天，潘天寿来了，人还在楼梯上，声音就上来了。他边上楼边说：“乐三，我身体不大好，来找你开方子啊。”他一进屋，看见我就说：“李镛也在啊。”就一年多前见了一面，他居然一下子叫出我的名字。后来他把我拉了就走，把我拉去他家。

到了他家，他拉着我就进画室，潘师母坐在那里。我想就算潘先生看中我了，师母要是不看好的话也是肯定不行的。我那时年轻，工作也比较忙。跟随潘先生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师母问我，你最近有没有画画，我说没怎么画。

师母说，那不行啊，你去搞一张日历挂在墙上，哪天画了就打个记号，要是你的日历上都没有记号，一行行空着，你看心慌不心慌。

真的，我只要看见日历上连续空白，我就赶紧画。

我对潘师母讲，这个地方好，我看看很舒服，潘先生一定也是喜欢的，就把他放在这里

潘先生是1971年去世的，骨灰一直放着。第二年，我在安吉老家病休，潘师母叫我去给潘先生看墓地。第一个墓地，样子很好，像一把椅子，旁边两座山，中间的山特别高。但是这个地方朝北，朝向不对。

到了第二个地方，朝向是朝西的。所在的地方是个小山包，看上去不像样，太矮了，周围正在挖茶山。

两个地方都不行。我对潘师母讲，潘先生喜欢玉皇山，活着的时候，好几次叫我陪他上玉皇山。墓地最好在玉皇山附近。

但墓地怎么去弄呢？我想到园管局一位搞花木的专家，姓姚的。我说想在玉皇山附近找一块地，给潘先生做墓地。他说好是好，但我做不了主，要请示领导。

领导不一般的，回话说，按照道理，西湖边上不能建坟墓，但潘先生是个伟大的画家，他葬在西湖边上，是为西湖增色。

园管局同意了不够，还要当地生产队同意。这个难度大了。当时我就两三个朋友，其中一个做医生的，我说你做医生接触面比较广，玉皇山附近村庄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医生叫方尚土。当时我想，方尚土应该能解决土地，名字里有土啊。

那里有个三十多岁的妇女，病很重，医院也看不好。方尚土给她看好了。很巧，妇女的舅舅是大队书记。说没问题，坟地自己来选好了。

潘师母，我，潘公凯三个人到玉皇山旁边的山上。上去是古代的一个开石场，背面是一个很大的石塔。再往西边走，是两山之间的一块空地。我停下来一看，这个地方不错。前面山上，也有个石塔。我对潘师母讲，这个地方好，我看看很舒服，潘先生一定也是喜欢的，就把他放在这里。

潘师母讲，这个地方太露了，万一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起来的话，人家要来挖坟的。不行。我讲，潘师母，没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有。潘先生是一个人品画品极高的伟大的画家，你放心。我看了舒服，潘先生喜欢的。

定下来以后，又是方尚土出面，同大队书记商量。这个事情确定以后，我对潘师母讲，这个事情不是我李镛做成，是上天安排好的。我认识的人这么少，就这么巧，被方尚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