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讯 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我们党这些年专门部署推动的重要工作。

去年以来，我市成立专项工作机制，在精文减会、督查检查考核管理、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等方面着力减轻基层负担。

基层负担重是一个综合性“痛点”，责任多推高了“问责风险”、任务多增加了“身体负荷”、痕迹多促成了“虚风盛行”……这些都是加重基层负担的因素，同时也为减负工作指明了方向。如何深化整治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切实松绑减负？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和相关专家，从问题出发，谈感受、提建议。

基层聚焦

让社工回归社区本职

“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社区是街道到老百姓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串起“千条线”的那“一根针”。基层社工苦形式主义久矣。

“责权利”层级不匹配现象在基层比较突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工举了个生动的例子：如在综治会议上，外来人口数量环比和类比的部分考核落到社区。对于社区管理而言，外来人员流动量，一个社区根本无法左右，不如“环比”治安执法部门巡逻盘查力量的投入和对应区域发现打击违法犯罪的收效更实际。事实上，这只是考核的一部分，社区应对辖区内报警量和信访量的考核压力就更大了。再比如，针对机动车辆占用消防通道违停问题，社区却没有相应处罚权，乱堆违停现象屡禁不止。物业、社区人员将违停车辆推到指定停车点，还遭到居民投诉，导致基层管理事倍功半。只拿着“胡萝卜”没有“大棒”的监督和劝导，对屡教不改者而言如隔靴搔痒。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也是基层工作人员吐槽的焦点。例如有工作人员谈到：“一些场馆每天对场馆扫码有数量要求，但实际中居民用手机扫场所码来获得流量是很繁琐的，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不友好，且没有意义。”此外，微信工作群要求按时回复，政务App使用与考核挂钩，网络评选摊派任务，一些基层干部疲于在各类软件上打卡留痕，积分排名靠后的还要被通报约谈，深感“压力山大”。

“减少没必要的线上平台、线上系统考核。平台本是为了给工作人员提供便捷的工作方式，是一个工具，但很多时候工作人员反过来被平台所左右。”在走访中，“指尖减负”是基层工作人员共同的呼声，“要取消应付式考核。”

“让社工回归社区本职。”一位社区书记呼吁：“减负不等于少干活，让基层工作提高质量才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专家观点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应腾 浙大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要真正激发基层干事创业的活力和担当作为的决心，就必须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上动真碰硬、持续发力，进一步将基层广大党员干部从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促使基层组织从“忙事务”向“抓服务”转变，让基层干部能够将更多精力用于“干实事、出实招、求实效”。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关键在于精准定位基层工作负担中的形式主义症结所在，从而针对基层减负工作的痛点设定明确目标，做到“对症下药”。基层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既与错误的政绩导向挂钩，也与官僚主义作风关联，造成的基层工作力量相对不足，进一步外化为“非必要的”基层工作负担。

因此，要进一提升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效能，需要在已有的专项工作机制和基层减负措施基础上，进一步破除“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的形式主义实质、破解“对上包装政绩”带来的“向下转嫁负担”怪圈，推动基层工作“脱虚向实”；进一步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强化制度执行和监督问责，防止文山会海、加码考核、填表留痕等形式主义顽疾反弹，为基层工作“降压赋能”；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理顺各级部门权责体系，打破条块分割，打通数据壁垒，强化基层资源供给，保障基层权责一致，让基层干部知道“该办什么事、要担什么责”，确保基层工作“有人做事、有权做事、有心做事”。

组织结构视角下的基层减负

陆文荣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公共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人类通过发挥理性能够组织起来改造外部自然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独特的存在。科层制是在分工高度发达的社会发展阶段人类通力合作高效率完成社会任务的组织化的高级形式，理性原则贯穿其中。典型特征表现为：明确的权责体系、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程序、相对稳定的人员结构和组织文化。这些都能够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但是科层制也容易陷入一些困境，比如形式主义、繁文缛节、文山会海、过分集中、缺少人情味等。这些困境容易出现社会学者默顿所说的“目标替代”，从而出现组织失灵的结局。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此也表现出深深的担忧，他曾用“理性的牢笼”来表示这种悲观。应该说，科层制的两面性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一个挑战。中央之所以提出来要为基层松绑减负，就是正视到科层制的诸种弊端。

笔者认为，未来应该从四个方向作出努力。一是要赋予基层更大的发展自主权，围绕资源下沉、权力下放、责任上移做足文章。二是提高统筹层次，整合部门力量和资源，彻底扭转“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压力型体制局面。三是要着力制度建设，通过梳理明确权力清单构建政府内部上下级制度化的互动关系。四是要扩大社会参与，实现从依赖自上而下的检查到自下而上的监督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