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9岁的朱锦炎 记者 陈中秋 摄

2023年11月，当“海丰西餐社”再次重新出现在西湖边时，无数老杭州人开始激动了，尽管店铺还在装修，被围布遮了个严严实实，外面的人啥也看不到，但仅凭这五个字，就成功引起了一波回忆杀。

“海丰西餐社是我人生的第一顿西餐和第一杯咖啡开始的地方。”

“小时候拉着爸爸在海丰门口来回走过，就是为了再吃一个蛋筒冰淇淋。”

“那个时候海丰的冰淇淋奶油味真的很足啊！我就在旁边的摩登洗染店上班，每天都要去报到。那个时候因为冰淇淋让我成了月月光。”

“当年高攀不起的香蕉船，这次我要带娃一起吃！”

“小学里每个月老爸都会带着我和老妈去海丰吃个两三次，黑椒牛排13块，还有必点的厨师沙拉、乡下浓汤……”

回忆杀来得如此汹涌，让年轻人难以理解。时钟倒回20多年前，海丰西餐社是上百万杭州人心目中的最强“三星米其林”。上百万，不夸张。2000年杭州市常住人口621多万，市区人口179万多，几乎家家户户都知道延安路上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海丰西餐社”。

2006年，海丰西餐社关门歇业。

17年后，海丰重装归来。

老杭州人激动之余，纷纷向年轻人普及海丰的辉煌过往——此前，一直盛传海丰西餐社创建于清朝末年，由广东省海丰县商人出资创建，起初店名为“海丰茶楼”，经营广式菜肴和三市茶点（早市、午市、夜市三市茶），民国后，西风东渐，海丰茶楼改名海丰西餐社，并从广东聘请西餐厨师、西点师、调酒师和招待生来杭，专营法式菜肴和西式点心。

但实际上，皆是误传。

歌曲《梦想天堂》的创作者应豪提供了重要线索：他认识海丰创始人的家人，当年海丰的少爷现在依然健在，已经年近九十。

“我们不是广东人，是滴滴刮刮（正宗）的杭州人。”1934年出生于杭州，今年已经89岁高龄的朱锦炎先生，也就是当时创办海丰的老板朱松林的小儿子，接受都市快报·橙柿互动专访，揭开了一段被误传大半个世纪的历史。

当年王润兴和大新昌为海丰茶室具结（担保人） 记者 宋赟 摄

海丰西餐社的前身是海丰茶室 茶室开张时8个伙计无一人来自广东

采访约在朱老先生家中。见到我们来，这位已经满头白发的老人，皱纹都一下激动了起来。但他还是很客气地先问了我们的名字，再依次介绍了自己在场的家人，“这是我太太，这是我外甥，这是我女儿、女婿，这是我小儿子，还有一个大儿子现在在上海。”

等所有人都入座后，他用一口流利的杭普话，开始讲述海丰的历史。

朱锦炎纠正说，海丰西餐社的前身，叫作海丰茶室。

重点是，海丰并不是由某位来自广东海丰县的商人创建，而是由其父亲朱松林一手创办，“我们不是广东人，是滴滴刮刮（正宗）的杭州人。我老爸跟我们说过，祖籍是绍兴。”

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当时的照相技术也不发达，朱锦炎不无遗憾地说家里并没有保存下相关的资料，唯一留存的只有父亲的一张遗像。

虽然朱老先生家里没有留下资料，但历史自有记录。在杭州的城市档案中心，在得到其家人授权后，我们在档案库里，查到了一份民国时期的杭州市茶馆申请书，馆主/经理人栏名字填写的正是“朱松林”，而茶馆牌号为“海豐（丰）”，申请书的附件里，还有当时王润兴和大新昌两家商号为其具结（担保人）。

朱锦炎夫妇 记者 陈中秋 摄

约创办于19世纪40年代的王润兴，当时已经是杭城著名的饭店，更是被誉为“本帮饭店之首”。周峰主编的《民国时期杭州》一书中就重点介绍过这家饭店，“原开设于城站，在20世纪30年代迁至清河坊。其拿手名菜为鱼头豆腐，选用西湖活花鲢和纯黄豆特制的嫩豆腐制作而成，汤醇味厚，清香四溢，其味绝美！此外，该店还经营以‘盐件儿’为主菜的‘门板饭’生意，以价廉物美、薄利多销招徕一般顾客！”“门板饭”有点类似现代的快餐，因旧时店家会用门板搭起临时餐桌供食客吃饭而得名。

能找到王润兴商号为其作担保，朱松林的生意手腕也可见一斑了。

海丰茶室的申请开始营业时间为“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六日”（即1946年2月6日），朱松林的籍贯栏填写的是“绍兴”，伙计共有8人，最远来自北平，但无一人来自广东。坊间流传了这么多年的“广东海丰商人创制”完全是误传。

朱锦炎也想不明白，海丰是广东人开的这个说法是怎么诞生的，好像公私合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开始误传了。

朱锦炎的父亲朱松林

延龄路169号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 都是黄金地段

朱松林递交的申请书上，海丰茶室的开设地点写着“延龄路一六九号”。可能大家会对延龄路这个名字感觉陌生。

其实延龄路就是如今的延安路，因正对杭州清旗营延龄门而得名。

“延龄路原来是很短的，从南面到饮马井巷这里就没有了，解放后进行了拓宽，才有现在这么长。”朱锦炎还记得很清楚，在自己小时候，杭州人是把这里叫作“旗下”的。

满人入关后，为了巩固统治，顺治帝当时在杭州设立了一支精锐的驻防部队作为试点，并按满汉分治的制度，建筑了一个“城中之城”，史称旗下营或满城。

钱益知所著的《杭州地名史话》一书中也有记录：直到20世纪50年代，老杭州人还称湖滨地区为“旗下”。

因旗营的南门就叫作“延龄门”，位置大概就在现在的延安路和开元路交叉口，所以门前这一段路就被称为延龄门大街。

之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民国政府成立，于1912年拆除了旗下营和营内八旗营房，以及杭州西城墙与钱塘、涌金、清波三座城门，与此同时，先后利用城基建起了湖滨路、平海路、迎紫路（今解放路、湖滨路至青年路段）和延龄路四条一等路，以及钱塘路（今庆春路西段）、仁和路、吴山路、长生路、学士路、岳王路、惠兴路、青年路、开元路等二等路，并将旗营所在地辟为新市场，成为杭城当时最繁华之地区。这段历史也被当时的杭州人称为“西湖搬进城来了”。

我们在沈弘所著的《西湖百象：美国传教士甘博民国初年拍摄的杭州老照片》中，找到了美国人西德尼·戴维·甘博于民国初年（1917—1919年间）拍摄的杭州新改造过的延龄路。

朱锦炎手绘的海丰茶室一楼示意图

该书介绍道：“杭州的延龄路是民国初年除了御街（现中山路）之外杭州另一条十分繁华的商业街……经过改造之后的延龄路与平海路交界处的路面则相当宽阔，恐怕十辆黄包车并排走都没有问题。照片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在延龄路上我们可以看到两排电线杆和密密麻麻的电线和电报、电话线。”

颇有生意头脑的朱松林，也看准时机买下了“延龄路169号”，把家业从城站搬了过去。

“我家隔壁就是杭州慎大食品厂，后面是大世界！”朱锦炎回忆说，当时自家对面还有一家很有名的照相馆，叫“慧光照相馆”。

“慧光照相馆”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听着也觉得很陌生，但它其实就是杭州照相馆的前身，于1929年开业，位置就在延龄路172号。解放后，慧光照相馆几经扩建，于1966年改名为东方红照相馆，又于1972年更名为杭州照相馆。

如果说，海丰是很多老杭州人第一次喝咖啡、吃牛排、吃面包、吃冰淇淋的地方，那么杭州照相馆则是很多老杭州人第一次拍全家福、婚纱照的地方。

“延龄路169号”大概位置就是现在的延安路和平海路交叉口靠西南方的位置。时至今日，那里依然是货真价实的黄金地段。

2017年12月18日，杭州湖滨银泰in77 D区在此开业，对面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苹果旗舰店。

朱锦炎手绘的海丰茶室二楼示意图，当年他就住在二楼。

海丰茶室的前身是海丰汽车行

抗战逃难时地契贴身藏在腰间

朱松林最初其实并不是开餐饮业的。朱锦炎用非常自豪地语气回忆告诉我们，“我爸爸是电工出身，在上世纪二几年三几年的时候，电工和汽车工一样，都属于‘拿门弯’（英文NO.1的音译，意思是第一）的工作，一等一的工作”。

据《民国时期杭州》考证，杭州人早在宣统二年（1910年），就建成了杭州大有利电灯公司发电厂，拥有蒸汽引擎发电机三套，锅炉两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0月，闸口电厂也建成发电，装有7500千瓦的蒸汽涡轮发电机两组，总容量达到了15000千瓦，输电线路电压有5000伏和14000伏两种，供电能力为当时全省之冠，该厂与南京下关电厂、上海杨树浦电厂，为江南的三大发电厂！

当时，朱锦炎的父亲就在这家闸口电厂工作，“抗战胜利后，电厂重建时还曾想请我老爸过去”。

离开电厂后，朱松林就在城站附近开了一家海丰电量行。赚了点钱后，他买下了延龄路169号的地，又找关系买到了两辆美国的顺风牌小包车，就是现在的私家车，开了一家叫海丰的汽车行，做出租车生意。至于为什么取名为“海丰”，朱锦炎颇为遗憾地摇摇头，表示父亲当年并没有和自己说过。

由于租车业当时还属于稀缺生意，很快，朱松林就把车行做得风生水起。但没想到的是，战争爆发了……

据史料记载，“1937年12月24日上午10时许，日军从武林门侵入市区，并向南星桥进发。沿途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到了江干，更大肆纵火焚烧，从南星桥至闸口一带尽成焦土。日军侵占杭州时，居民除被杀害者外，纷纷逃亡……”。

朱锦炎全家背井离乡，一路逃亡，“我爸爸就带着我们去逃难，逃难的第一站就逃到金华永康，然后跟着形势一路逃，从浙江逃到湖南，大约在湖南衡阳、长沙这一带，再逃逃到广西，再逃逃到贵州，最后逃到了昆明”。

延龄路 杭州市房产档案馆收藏的民国《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的延龄路（现延安路，已标红），海丰茶室大约就在画星号处。

那个战火纷飞的动乱年代，局势动荡，朝不保夕，逃难途中，朱锦炎和父亲还不幸失散了六年，“我老爸一生非常会做生意，一边逃难（一边）还会做点小生意，结果日本人突然打过来了，我们只能逃，但父亲就逃不出来了……”。

逃到贵阳的时候，当时年仅8岁的妹妹，还因为误食了当地人给的过量鸦片而死。朱锦炎忍不住唏嘘：“不过那时候人命不值钱……死了也只能死了。”

1942年逃到昆明以后，生活总算稳定了些。“我姐和姐夫还参加了现在很流行的那种集体婚礼，十几对新人一起办。我姐夫修车技术很好，他一听声音就知道车有什么毛病，所以他一个人养了他老爸（姐夫的父亲）、我老妈，我和我姐4个人。我老妈在海丰汽车行，她的身份是老板娘，但是到了逃难的时候，也只能给别人洗衣服，缝补衣服，补贴家用。”

再次联系上，朱锦炎发现父亲已经回到杭州创办了海丰茶室。“日本人侵占杭州后，霸占了我家的地，开了一家西餐厅。1945年抗战胜利后，政府没收了日本人在杭的全部资产进行了拍卖。因为地契是我们自己家的，所以我老爸没花多少钱，就拍下了日本人留下的西餐厅设备，开了海丰茶室。”

说到这里，朱锦炎用手在腰部比画了一下，示意逃难时，延龄路169号的房契，父亲也一直贴身藏在身上，“这个是保命保在那里的，这个不能丢”。

当年的海丰茶室

有沙发座火车座冰箱冷柜

创办海丰茶室一年后，生意稳定了，朱松林手上也有钱了，就发了一封电报给远在昆明的家人，把他们接了回来。

“我们是1947年重新回到杭州的，我就住在海丰的二楼，一直住到一九五几年去上海读书。”

朱锦炎一直记得当时的海丰是什么模样的，“现在叫我画个图纸出来都可以，都在我肚子里。”

朱锦炎真还不是随口荡荡的，第二次采访时，他就拿出了自己手绘的海丰草图，“门面朝东，墙面采用的是当年流行的奶油色拉毛水泥工艺，中间是凸出墙面的海丰茶室招牌，茶室后面其实还跟着两个小字——‘松记’，‘松’就是我老爸名字中的一个字。门口有一面很大的玻璃，几乎落地，客人坐在里面就能看到外面的街景。”

民国时期的杭州市茶馆申请书，海丰茶馆的地址是延龄路一六九号，朱松林的籍贯是绍兴。

在他的记忆中，海丰茶室的门面虽然只有8米宽，但深度很深，估计有30米左右，还是个两层半的小楼，从大门进来，先是收银台，大堂两边设了8个火车座，中间还有8个沙发，再后面是吧台，旁边还有一个卫生间，“里面装了抽水马桶、小便池”。

再进去，就是后厨了，有冰箱，有冷柜，“那个时候都是很稀缺的”，后面又是一个卫生间，这是专门给员工用的。再后面还有一个大天井，“那个时候没有煤气，也不烧煤球，老百姓是烧柴火的，要劈柴的，所以我们烤蛋糕、烤面包，是用柴火炉的，非常大，我估计有8个平方米。”

天井后面还有一个房间，房间后面还有两个大杂间，平时用来堆放木柴。

“二楼楼上，还有两个房间，我一个房间，我哥一个房间，三楼是职工宿舍。”

负责做西餐的原来是一个海员

曾经改名为光明甜品店

负责做西餐的师傅姓王，是一位宁波人，“他原来是做海员的，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后来退休回国，我老爸就请了他来当大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大华饭店有外事活动，都要请他去帮忙煎牛排的。”

食材也都是用的真材实料：“我们家里的冰淇淋，蛋白都是不要的，只要蛋黄，用机器摇出来的，牛奶那是到松木场的奶牛场定制的牛奶，拿来都要用表量过的，比重多少，是真牛奶，不像现在用奶粉冲冲的。”

说到这里，朱锦炎不禁开始炫耀起了自己的厨艺，“西餐我经常看他们做，我真的看都看会了”。甚至跃跃欲试地说，下次可以请我们吃牛排，“烧出来不比外面饭店差，我会烧正宗的罗宋汤，烧出来味道是呱呱叫的”！

很快，海丰茶室就成了杭州顶流的西餐厅，地位不亚于现在的“米其林三星餐厅”。朱锦炎回忆说，当时出入海丰的都是现在说的“白领”，“银行职员、邮电职员……开飞机的航空员这些，一般老百姓不进来的，因为贵！”第二次采访时，朱锦炎还想起了一件事，“那个时候，曾有人出价36根‘大黄鱼’买我爸这家店，不过生意那么好，我爸哪里肯卖。”

民国时，俗称十两重的金条为“大黄鱼”，彼时十六两为一斤，折合今天的重量是312.5克，按12月7日474元一克的金价换算，价值超过148万。

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进行重大改革，海丰茶室后来就变成了公私合营。

1966年的改名潮中，海丰一度更名为光明甜品店，但1979年又改回了海丰这个名字，由杭州饮服公司管理。1984年，公司花费重金对店铺进行了升级改造，很多老杭州人记忆中“时髦又奢侈”的海丰西餐社就是这个时期了：一层卖蛋糕冰淇淋冷饮，二层卖西餐，三层卖中餐，其中“冰淇淋赤豆汤”“淇淋果露”都是城中爆款，几乎是那个年代杭州人夏天必吃的解暑冷饮。

橙友“歪歪屁”说：“上世纪80年代，爸妈找对象的时候，约会去海丰，又时髦又奢侈。妈妈说，一杯果汁露，7分钱，加个冰淇淋球，1毛7，那时候果汁都是粉冲泡的，有点像果珍又没果珍高级，还有冰咖啡卖。夏天的傍晚，店里一楼生意是最好的！”

很多年后，卤儿道道曾复刻了一款“海丰冰淇淋赤豆汤”，销量最好的时候，一天就能卖出1200份。

千禧年之后，西餐厅、咖啡馆、面包店开始大举进军杭州，没能跟上时代节奏的海丰西餐社在激烈竞争中逐渐没落，最终在2006年黯然歇业。

平日里也没和孩子们说过

就是想给大家还原一下真实历史

即使是逃难之时，朱锦炎也没放弃过学业，一路逃，一路学，一路插班，最终选择成为一位建筑师。

“1947年回到杭州，我插班进了大塔儿巷里的正则小学，读了两年。到1949年，我考进杭州惠兰中学，就是杭二中的前身。之后读到1953年，保送到了杭州土木工程学校学造房子，我妈听朋友说，我学这个技术，今后是可以开营造厂，可以做老板的，想想也蛮好的就去读了。而且这个学校读书，一分钱不花，吃饭、看病、书本全包。读了一年之后，这个学校和另一所学校合并成了直属于中央的上海建材工业学校（后于1996年并入同济大学），我就离开了杭州去了上海。”

说到这里，朱锦炎拿出了他的毕业证书，只有薄薄一张纸，但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清晰辨认出上面的印刷体，“学生朱锦炎系浙江省杭州市人，现年二十岁，在本校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三年级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落款是建筑工程部上海建材工业学校校长。建筑，也是他后来从事了大半辈子的职业。

采访时，我们说想给他拍张照留作纪念。

朱锦炎很自然地拉过了同样白发苍苍的太太，坐在自己身边，老太太也很自然地把手放在了先生的腿上。写稿子的时候，再次翻看照片，都能感觉到那股溢出照片的幸福感。

两位老人身后的柜子上贴着几个与环境格格不入的蓝色哆啦A梦，那明显是曾孙子辈的杰作，再后面是祖孙三代的合影，合影上方贴着一个大大的“福”字。

朱锦炎身边还摆着一个抢眼的曲谱架，身后的液晶电视机，被当成了跑步机一样的挂架，挂满了他心爱的京二胡，“这个和民二胡不一样，是专门唱京剧用的”。他甚至还即兴给我们拉奏了一小段京剧曲段，手法极为娴熟，一听就知道平时没少拉，“我老爸喜欢听京剧，所以我小时候跟着听，听着听着也就喜欢上了！”京剧及他，如同当年地契对于他父亲那样重要。

朱锦炎还给我看了一张20世纪80年代，他们夫妇和梅葆玖先生的合影。

到了单人照环节，朱锦炎主动脱掉了厚重的摇粒绒外套，露出了里面的经典格子衬衫，拄着拐杖站了起来，还戴上了一顶家人给他拿过来的红棕色帽子，摆出了一个反手叉腰的姿势，和我们调侃说，“看着是不是很帅？”

如果不是“海丰西餐社”时隔多年重新开业，再次引起世人注意，他也没想过要出面澄清，“因为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所以我平日里也没和孩子们说过，现在说出来，也不是为别的，就是想给大家还原一下真实历史，说点实事求是的东西。”

明年，朱锦炎即将迎来90岁。无论经过多久，在他眼里，海丰就是杭州人的海丰，这都是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