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凤凰山北麓，一座遗址，距今千年。

泗洲宋代造纸作坊遗址，位于富阳区银湖街道泗洲村，发现于2008年，始于北宋早期，是迄今为止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所发现年代最早的古代造纸作坊遗址；其现存考古发掘规模远超国内的同类型遗址，为全国最大；更重要的，它是已发现的工艺流程最完整的造纸遗址。

最近，在刚刚结束的二期考古试掘中，泗洲遗址面积被扩大至5万余平方米。与此同时，一纸关于泗洲造纸考古遗址公园及中国造纸博物馆的建设初步规划已经落地。富阳更是决定将泗洲造纸遗址打造成为可见、可感、可传承的宋韵文化新地标。

很多人开始好奇，这块一直以来名声不显的“国宝地”，为何突然“醒了”？

泗洲造纸考古遗址公园作坊区效果图

“科技国宝”差点和世人擦肩而过

要读懂泗洲，首先要读懂富阳这张纸的分量。

民国《浙江之纸业》记道：“论纸，必论富阳纸”。在手工时代，几乎所有的中国纸都能在富阳找到自己的影子，其源头至少可以回溯到魏晋时期。自“皮纸”以始，至竹纸而兴，在宋代时，富阳的手工造纸名扬天下，一句“京都状元富阳纸，十件元书考进士”让“造纸之乡”的名号伴随富阳趟过了漫漫的历史长河。

但在泗洲遗址发现之前，富阳造纸一直缺少成规模的考古实证。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杨金东告诉记者，国内的造纸遗迹凤毛麟角，此前中国考古发掘中最早的造纸作坊遗址，是江西高安的明代造纸作坊遗址，“始于宋代的泗洲遗址，直接把我国有据可查的造纸作坊的历史往前推进了300多年。”

那么，如此重要的泗洲遗址里究竟有什么？

造纸生产线，考古学称之为操作链。

看到泗洲遗址的第一眼，你可能会觉得平平无奇：一眼望得到头的“大土坑”中依稀可见沟渠纵横的痕迹，或条形或圆形的“小坑”镶嵌其中，有的被杂草覆盖，有的被塑料布遮蔽着，厚厚一层灰。

参与了泗洲“每一锄头”发掘的杨金东引着我们来到一条东西向的土沟前，用手指比划着告诉我们，在宋代，这就是一条造纸生产线，“以这条水渠为中心，水渠两侧分布着浸泡原料的沤料池、蒸煮原料的皮镬、浆灰水的灰浆池、抄纸房、焙纸房等。”在他的讲解中，一座热气蒸腾、人声鼎沸的造纸工坊渐渐在记者的脑海里有了轮廓。

但很多人不知道，当年，泗洲遗址曾差点与我们擦肩而过。2008年富阳高桥镇在320国道改道工程中，陆续发现了大量遗迹。一开始考古工作队将它作为一般的聚落遗址进行清理，但是，挖掘出的一条条排水沟、一个个水池和半截埋在土中的陶缸，让所有人感到疑惑，它们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第一阶段清理工作临近结束，答案依然是雾里看花。

所幸，一位村民在现场自言自语了一句：“这很像造纸工坊哎。”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考古人员将遗址现场的布局，与明代《天工开物》中记载的造纸工艺一一比较，又走访了当地的造纸作坊，发现相似度很高。而随后的考古发现更进一步印证了这个假设：除了石碾、石臼、石碓等造纸工具外，遗址中还出土了刻有“至道二年”（996年）和“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的纪年铭文砖，这说明泗洲极有可能在北宋时期便作为造纸作坊而存在。

中国科学院科技史专家潘吉星用“科技国宝”四字来评价重见天日的泗洲遗址：“从世界角度看，当富阳造纸作坊在生产的时候，当时的欧洲还处于无纸时代。这么大的作坊，世界罕有。”

杨金东的心底还有一个“从1到N”的猜测：目前考古发现至少存在三条相互关联的造纸生产线，“当年这个工坊，很可能已经达到了规模化的生产能力。”

而前不久刚结束的二期试掘成果，似乎也在支撑着他的判断：通过对现有遗址周边的试掘，又新发现约4万平方米遗址，其部分石砌结构与原有1.6万平方米的遗迹较为相似，推测应为同一造纸作坊遗迹。

“加起来一共5.6万平方米的遗址范围，这几乎相当于一个现代中型工厂的规模了。”杨金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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