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不断迭代的前沿科技而生

在杭州中院，有一项技术调查工作，目前只有姜妍一人可做：对专利权稳定性进行预判。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实用新型专利纠纷案件中。这种专利更重视实用价值，对创造性和技术水平的要求比发明专利低，我国对其申请实行初步审查制度，不做实质审查，所以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后，往往会釜底抽薪，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判定原告专利权无效的申请。

“也就是说，如果原告专利权是无效的，被告自然没侵权，也就没有必要打官司了。”法官梁坤告诉记者，以前因无法对是否无效作出预判，为不影响审理期限，只能按部就班安排开庭，如果最终判定无效，无疑浪费了审判人员和诉讼参与人的时间。

而姜妍的到来，让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根据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从事专利无效审查、实质审查复查10多年的经验，她对这些申请无效的专利权作出预判，为法官提供依据：如果无效可能性不大，照常安排庭审，反之，则可将庭审时间排后。

由此可见，技术调查官虽为适应不断迭代的前沿科技而生，但同样具有局限性，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技术恐慌’。”

针对这个问题，我国各知识产权法院（法庭）主要从增加人数、扩大领域范围来解决，如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建立的“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库” “全国法院技术调查人才共享机制”，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交流人员为主，兼职人员为辅，志愿者为补充”模式，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以在编技术调查官为核心的技术团队”模式等……

去年9月，杭州知识产权法庭聘任了浙江大学教授何俏军等31名兼职技术调查官，这些来自化学、医药、光学等领域的学科精英，扩大了审判法官可申请技术支持的案件类型。

对于主要擅长机械、计算机专业领域的专职技术调查官来说，随着案件越来越多地涉及多学科、多领域专业知识，这些专家的加入，缓解了他们的“技术恐慌”。作为最早加入杭州中院的专职技术调查官，曾协助法官办理了几百起案件的易云杰，没想到被一起“浴霸控制开关”专利纠纷案卡住了。

第一次庭审是在去年8月，曾在机械类企业研发部门从业多年的她，顺利完成了机械方面的技术事实查明和技术特征比对，可到电路模块比对时，对电气技术并不擅长的她却遇到了难题：原告既无法提供电路图，也对被告提供的对应电路图不认可。这样的问题，在曾任职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副教授的兼职调查官加入后，很快得到了解决。

在易云杰看来，“技术恐慌”不但来自不熟悉的领域，即使是个人擅长领域，浩如烟海的专业知识也会不断带来紧迫感。“只有对该领域研究深且广，才能对案件保持中立客观。”

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登远代理的知产案件中，有10余起在杭州中院开庭时均有技术调查官参与。在他看来，让案件在技术事实的认定上更加中立、客观和科学，是聘任技术调查官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不仅需要技术调查官具备专业的技术类学科背景，还需要坚持法官在查明技术事实方面的主导作用。

他建议，可以将法官对于技术调查的感受反馈、技术调查官与法官的沟通情况、出具技术调查意见的质量和数量等多个因素纳入考核范围，以进一步提升技术调查官在技术调查和事实认定方面的专业能力。

为加强法官和技术调查官的沟通，杭州中院不断从考核、流程设置上进行完善。“在专利法中，有一个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概念，既不是本领域中的专家,也不是普通的大众,而是一种虚拟的‘中人’。”李奕告诉记者，只有经常沟通，法官才能从这个角度加强引导，使技术调查官们摒弃倾向性，对熟知或者感兴趣的技术内容保持客观公正，“这也是破解他们‘技术恐慌’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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