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 杨军（化名）是一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从医学上讲，这是一种心境障碍，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因为强烈的病耻感，犹如经年无法融化的坚冰，将他的世界围成了一座孤岛。

特别敏感，会因为收入低，怕被妻子嫌弃，显得很焦虑，一旦有嘈杂的声音就会烦躁失眠，一度还割腕自杀过，疫情期间也动过轻生的念头……病退后，杨军几乎不出门，“生怕人家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然而，就在一个半月前，他鼓起勇气走进小河街道“残疾人之家”，参与了杭州市精卫办在拱墅区试点的精神卫生健康自我管理（WSM）项目。

从满身戒备到真心融入，他的情绪变得稳定，失眠状态也有所改善。12月1日这天，是项目最后一期康复服务的感恩环节。杨军认真写下了好几张感恩留言条，送给这些曾照亮他生命中“隐秘角落”的“微光”。

打破自我封闭的枷锁

让精神障碍患者走出家门

看到这些留言条，骆名进百感交集。

他是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杭州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医师，也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简单来说，这个项目重点是激发当事人的自我动能，强调同伴支持作用和自主功能。比如，以患者成为互帮互助的团体为主导，教会患者如何充分利用身心健康服务，减少心理健康问题症状，了解如何应对日常压力和预防复发，透过与他人保持联络维护健康，让患者达到能自我管理的目标。

第一次见到杨军，骆名进就发现他的焦虑情绪严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总是担心自己做不好。患者之间互帮互助是项目核心，因此所有讨论与游戏都是通过小组形式展开的，成员需要轮流当组长，“杨军被推选为首任组长后就心神不宁，整个人坐立不安，但他不好意思说，当天晚上还失眠了。”

团队的力量与同伴的支持，对杨军的帮助超乎想象。“后来事实证明，他很有组织能力，而小组成员也都很愿意分享，成了最融洽的小组。”骆名进说，而对比刚来时候的杨军，充满了戒备，不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生怕在这说的话被传到认识的人耳中，“我们还签了保密协议，同伴们积极分享自身康复故事，也让他逐渐打开了心门。”

专业机构提供支撑

“倒下来”能接住，更要帮助“站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我的‘同类’，大家互相‘取经’，学习别人如何处理情绪问题，如何更好地与家人、朋友相处。”杨军说，如今对自己的心理也有了更全面的认知。

项目一共8期，每周一次90分钟的碰面交流，成了杨军近一个半月来最期待的事。如今，虽然项目结束了，但微信群还在，同伴之间建立的情感纽带还在。牢固伫立在杨军身边的坚冰也开始逐渐消融。

在拱墅区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沈忱看来，精神康复越来越成为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拿拱墅区来说，持证精神障碍患者目前共有1300多人，绝大部分精神障碍患者的心理都很脆弱，极易受环境影响，自我认同感低。

“我们希望能借助这个精神康复项目，鼓励更多精神障碍患者适应社会，走出家门。”沈忱说，“就像‘弹簧床’一样，我们的目标是当他们‘倒下来’的时候，我们能接住，还要帮助他们‘站起来’。”

据悉，本次健康自我管理项目在小河街道落地后，拱墅区将建立可持续运作的康复模式，引进专业社会组织参与运营，辅以社区的心理社工，提升精神障碍患者居家康复效果。

专家声音

鼓励专业机构参与，加强社区康复体系建设

12月3日，是国际残疾人日，今年残疾人日的主题是“打破障碍，敞开大门：建设包容所有人的社会”，而目前我国对精神障碍患者以及精神卫生的忽视普遍存在。

根据2019年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精神病学》上发布的我国首次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中国成人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率为16.57%。

对此，骆名进也呼吁，社会大众应提高心理健康素养，“对于一般精神障碍来说，及早干预后，康复的可能性很大；切莫讳疾忌医，而导致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

目前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还是存在一定偏见与误解，甚至是歧视。骆名进希望大家能增强客观认识，更关心该弱势群体，而患者家属则应多鼓励其与人接触，有利于康复。

事实上，杭州市经过多年探索，已基本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合作，多方参与的工作机制”基础上的社会化、开放式、综合性的精神障碍防治康复工作模式。“社区康复体系建设要依托多个相关职能部门协作，正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重点谋划的一项工作。”杭州市残联康复部部长汪珺介绍，目前全市共有189家“残疾人之家”，通过多种形式为精神障碍患者和家庭积极提供心理康复健康服务。

“未来，我们将继续围绕‘融合、精准、服务’六个字去加强社区康复体系建设，融合更多力量与资源，鼓励公益组织与专业的社会机构参与，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更好更精准的服务。”汪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