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商报讯 社区治理是城市管理的细胞。杭州市有1200多个社区，13000多名社区工作者，他们不但要处理好社区的日常事务，还要完成各级党委政府交办的任务，遇到突发事件他们更是责无旁贷的“救火队员”。如何做好社区治理工作，这是摆在各级政府、各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昨天下午，2020“公述民评”电视问政第二场的主题就是“社区治理还有哪些痛点？”重点针对服务社区的机制落地难、社区超职责范围事项多等问题展开。十三个区、县（市）分管负责人，钱塘新区管委会分管负责人，市民政局、市城管局、市住保房管局、市公安交警局等部门分管负责人，接受现场民评代表的问政。

社区没有执法权

遇上违章搭建、违规停车等乱象该如何解决？

小区管理错综复杂，如何能让工作更有效，结果更向好？解决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关键在于瞄准“痛点”。然而在面对小区违章搭建、违规停车、非法出租等乱象时，由于社区没有执法权，或是职能部门职责边界不清，往往会使整改工作陷入僵局。

拱墅区的大浒东苑小区，不少高层住户家中都装有保笼，款式也五花八门。在现场播放的调查视频中，有居民向记者透露，之前小区综合整治时，要求保笼必须是贴墙款，不能有凸出，但现在看来，整治似乎没起到任何作用。社区工作人员则表示，社区对违章的定义不是很明确，也没有执法权去拆除保笼，必须由拆违部门拆除。

社区没有执法权，面对一些“违建”只能采取沟通劝说的方式，在滨江区的江南明月小区和富阳区的富春上城小区，同样面临着违规包阳台和楼顶阳光房搭建的问题，业主咨询了社区和相关职能部门，在“谁来出手执法”这个问题上，都陷入了僵局。

对此，市城管局副局长孙敏豪解释，目前杭州市对违法建筑采取的是根据2014年的文件规定，城管部门负责违法建筑的认定和查处，经过认定和查处并作出整改，在整改拆除决定做完之后移交给街道，由街道强制拆除。

针对保笼规范问题，孙敏豪说，如果保笼的外挑部分超出外立面，就定性为违法，如果不超出外立面就不是违法建筑。对于老小区的保笼整治，他建议采取集中整治，一户一户来执法不太现实。

视频中涉及各个城区的内容，各城区相关负责人也在现场作了表态。

拱墅区副区长方友青说，会对大浒东苑安装保笼的情况再做深入调查研究，认定它们建设的时间，是否合法或者非法，再进行合法合规的处理。

“富春上城小区是2016年交付的小区，我们之前也开展过相关的专项整治，我们会再进行一次排查，排查之后我也会让属地部门召集物业、业委会、业主代表共同拿出一个方案来。”富阳区副区长卜利斌表示。

骑电动车不戴头盔社区也要管？

基层超职责范围事项多

骑电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者，按理说应该由交警部门进行罚款和安全教育，然而在萧山区，交警部门还会给属地社区也开具一张约谈单，要求社区工作人员找到当事人，并进行安全劝导。

除了要上门劝导，社区工作人员还需要对辖区内佩戴头盔的情况进行统计，交警部门则会定期进行考核。而这样的情况，在各个城区普遍存在。

看完调查视频，萧山区副区长陈琴箫首先表态。她说，执法部门想要加强源头管理，培育老百姓的安全意识，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简单地把任务压到社区，确实不太合理。

“我觉得社区作为基层的组织，应该加大面上的宣传力度，更多地营造平安建设人人有责的氛围。”陈琴箫表示，如果相关职能部门要把任务下放到基层，应该在力量下沉、专业职能等方面做到位，进行一些精准的点对点的教育，“这个问题我们回去还会专题研究。”

市公安交警局副局长杨国庆说，从今年4月份起，杭州交警开始对电动自行车违法的行为进行源头的抄报，主要是针对今年以来有三次违法行为的居民，在现场交警处罚、现场交警教育后，会同时将这个违法的行为抄报所在社区。

抄报实施以来，今年杭州电动自行车死亡人数跟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5人，同比减少了34.66%。

“虽然说我们对社区没有考核，但源头宣教这个工作分解下去之后，确实给各个社区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我想我们还是考虑得不够周全，今天我把这个问题带回去，及时向党委汇报，一定会形成一个有力的措施切实为基层减负。”杨国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