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快报

10月31日大清早，西湖国宾馆相宜厅内，已是专家云集、人头攒动。

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萨仁高娃，浙江图书馆馆长褚树青，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沈浩，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忠，净慈寺主持戒清法师等等，一群人围绕着摆在长条桌上的几件文献、经卷，细细端详，啧啧称奇。

“你们看，这件唐代的《大隨求陀罗尼经咒》，存世可能不会超过30件，极为稀见。”在古籍善本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翁连溪的引领下，大家纷纷把目光都聚焦在这件极为精美的唐代雕版印刷梵文经咒上。

陀罗尼经咒实际上是唐代的一种护身符，“大隨求”在密宗里，有“一切所求都如愿”的意思，在唐代非常盛行。无论平民，还是贵族，大家随身携带这样的经咒，希望可以为自己祈福、驱凶辟邪。然而历经一千多年，能流传至今的，实在凤毛麟角。

薄如蝉翼的陀罗尼经咒印张上，刻满的悉昙体梵文浑厚有力，形成14圈不可环读的封笔圆环经咒。中间是坐着的佛陀造型，色彩瑰丽、古朴端雅，伸出一只手抚摸着供养人的头顶，画面左侧空白处手书“女弟子五十二娘愿所求如意”。

根据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加速器质谱仪（AMS) 实验室出具的放射性碳测年报告显示，这件《大隨求陀罗尼经咒》印本的时间大概是在唐玄宗天宝五年（公元746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期间，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距今至少已经有1250年了。

“我们说到雕版印刷术，第一反应是宋朝，宋刻本已是非常珍稀。而这件则是源自唐代的雕版印刷，可以说是雕版印刷在唐代萌芽的见证。可以看出，当时《陀罗尼经咒》在民众当众的流行，手抄已经来不及了，只能使用印刷术，为了更广泛传播。”翁连溪说，“存世不多的《大隨求陀罗尼经咒》中，我目前见过的也就十多件，基本以出土文物的形式收藏在博物馆，图书馆一件都没有。但金总一个人就藏有十来件，大概是国内私藏《大隨求陀罗尼经咒》最多的人。”

翁连溪口中的金总，名叫金亮，浙江奥特莱斯广场有限公司董事长。金亮身为浙江企业家，平时没有别的爱好，酷爱收藏古书，在圈子内已是小有名气的民间私人藏书家。

这一天，专家、学者从各地赶往杭州西湖，正是因他而起。金亮从自己的私人藏书中，一口气拿出四种珍贵文献，捐给国家图书馆。

除了这件存世罕见的唐代雕版印数梵文《大隨求陀罗尼经咒》，金亮向国图捐赠的还有另外三种，明万历三十六年至天启元年（1608-1621）丽江木增土司刻藏文本《甘珠尔》、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内府刻朱印藏文本《甘珠尔》梵夹装一函（夹）、清光绪年间铜版刊藏文本《圣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件件都是宝贝。

因为珍贵，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亲自带队跑到杭州接收。

填补国家图书馆馆藏空白

“珠还合浦，化私为公”精神传承

捐赠仪式上，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萨仁高娃梳理了浙江奥特莱斯广场有限公司向国图捐赠的这批文献。

“唐代《大隨求陀罗尼经咒》，我们馆藏中尚无此类藏品，这次获赠，是最为难得的。还有就是这个藏文铜板印刷的《圣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藏文“八千颂”，是藏文古籍里常见的一部经，流传非常广泛，多见有抄本和刻本。铜板印刷是清末蒙古地区研发的一种新的印刷模式，十分罕见，目前能看到的铜板藏文佛经，仅为‘八千颂’。我们国图民族文字古籍中，正好缺了铜板印刷藏品，这次能获赠，可以说是极为补充馆藏。”萨仁高娃介绍。

清代铜版印刷《圣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传本罕见，仅在蒙古国历史博物馆有藏，此前国内并无著录。

“另外，同时获赠两部不同版本的《甘珠尔》，也是对我们国图馆藏的补充。”萨仁高娃说，“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和《丹珠尔》，是藏传佛教经典的总集，有写本和刻本流传。目前统计下来，《甘珠尔》就有12种刻本。明代丽江版藏文《甘珠尔》，国图一直是缺失的，这次获赠一函，填补了空白。清康熙年间的这个《甘珠尔》，也叫北京版，一共108函，国图馆藏有80函，这次获赠的《大宝积经》第一卷，正好也是我们馆中缺的其中一卷，十分珍贵。”

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饶权透露，国家图书馆现藏300万余册件古籍特藏中，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达3.5万册件，其中藏文古籍约3500函。社会捐赠在这些珍贵馆藏中占有很高比例。去年9月，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举办“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特地专设“百代芸香”专题展，从社会各界捐赠的大量珍贵古籍中精选出数十种进行集中展示，展现历代藏书家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铭心之爱，以及他们将中华民族珍贵遗产“珠还合浦，化私为公”高尚情怀。

“历史上，知名藏书家周叔弢、傅增湘、郑振铎、王若飞等等，都曾将其毕生珍藏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永久保存。这一次，金亮先生代表浙江奥特莱斯广场有限公司将珍藏捐献国家图书馆的行动，可以说，与先贤的捐赠精神一脉相承。”饶权说。

这已经不是金亮第一次向公藏图书馆捐赠自己的藏书了。2018年11月，他向浙江图书馆捐赠宋版《太学新增合璧联珠万卷菁华后集》一册，轰动一时，成为美谈；2019年，他又向南京栖霞寺捐赠“初唐敦煌写经”一卷。

“成功的企业家很多，但像金亮这样大气、崇文爱书的，实在凤毛麟角。我敬重这样有情怀有文化担当的浙商。”身为浙江图书馆馆长，褚树青十分感念两年前金亮对浙图的宋刻本捐赠。

浙江是宋刻本的重镇，但遗憾的是，浙图百年馆藏史中乃至整个浙江省公藏善本中都只有一部宋刻本。金亮向浙图捐赠的《太学新增合璧联珠万卷菁华后集》，使得浙江公藏图书中终于有了第二册宋刻本。

“私藏变公藏，乃是真正的义举。这一次，金亮再次做出义举，把自己私人收藏捐给国家图书馆，弥补了国图馆藏空白。对我们做古籍保护研究的来说，实在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快事。如果印刷史专家张秀民老先生还在世的话，他能亲见这些珍品文献，不知道凝结着他一生心血的印刷史巨著《中国印刷史》，是不是要改写了。”褚树青说。

金亮也不是从一开始接触古籍善本，就想过要捐出来。“大概30年前，我就开始收藏古籍。这些年来，在业内专家和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从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慢慢有了一些心得。国内外的各种拍卖会，只要有古籍拍卖，我基本都要去看一看，遇到一些感兴趣的藏品，想方设法也要买下来。”金亮透露，他已经记不清是哪一次的拍卖会上，遇到了这次捐赠出去的唐代《大隨求陀罗尼经咒》，“当时就是觉得稀见，也没有搞懂，先买了下来。“

后来，他把这一件送到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加速器质谱仪实验室进行放射性碳测量，发现是唐玄宗天宝五年至代宗大历年间的东西，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对于研究印刷术的起源和发展、佛教的传播都有重要价值。

“古籍收藏界一直有着共赏和捐赠的良好传统。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们个人都只是文化长河里的一朵小浪花。了解得越多，我越觉得它不应该留在我手里了，我不可能对它做更多的研究。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它捐献出来，让国家图书馆做进一步的研究，这样比我个人收藏更有意义。”金亮说，“这次捐赠的三本《大藏经》也是，国图一直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保存保护、传承利用，但是藏文版古籍相对来说存世较少，所以他们对这几本《大藏经》非常感兴趣。那么这几本书交给国图，可以填补大藏经版本收藏的空缺，有利于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