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快报（记者 凌姝文 摄影 江玥 通讯员 马敏敏 王芹）

脚下是青石板，身边是白墙青瓦，眼前是烟柳画窗——我所在的地方，是上城区上羊市街社区元宝街。

元宝街1号的门牌上方，挂着一块木匾额，刻着“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

下午2点，樊建华挎个帆布袋来社区办事，现在她已经不当居委会主任了，但还是成员之一，管着社区里的“邻里值班室”。

樊建华说：“以前的上羊市街社区叫‘袁井巷社区’。我是这里的原住民，1994年从工作单位病退后，就担任了袁井巷社区的主任。当时居委会的成员都是小区里的居民。”

在樊建华的幼年记忆里，第一任居委会主任总是一脸严肃。直到后来翻看历史资料才发现：上羊市街社区居委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居委会，当时的9名居委会成员都是历史的“书写者”，责任重大，难怪经常行色匆匆。

时至今日，那9名成员都已离开人世，我们只能从樊建华的口中，了解昔日种种。

原居委会主作樊建华

废除保甲制度

上城区试点成立第一个居委会

1949年10月23日晚上7点，西牌楼小学灯火通明，聚集了200多人。他们来自上羊市街，为选举而来，很多人并不识字，只能在选票上画个圈。最终，几百个红圈，圈出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居委会。

自清代以来，杭州基层管理实行街村制。直到1934年，国民党政府在各省市建立起保甲组织，以户为单位，10户1甲，10甲1保，3保以上为联保办事处。

樊建华说：“保甲的一大特征，是相互监视、相互告发。若一家有罪，其他九家必须举发，否则就十家连带。”

保甲制弄得人心惶惶，邻里关系脆弱似纸。

1949年10月17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取消保甲，建立农村乡、村政权的指示。根据该指示，杭州市民政局提出了筹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决定在上城、下城和江干率先试点。

随后，第一个居委会便在上城区成立。

拉过黄包车的棉厂工人当选主任

当场烧掉27枚保长公章

手工业者、小商人、知识分子、公务员、工厂经理……第一批居委会的9名成员身份各异，除了居委会主任和副主任，其他人都是兼职管社区。

樊建华带我们走进“中国社区建设展示中心”。庭院里竖立着一尊铜像，是一名拉黄包车的车夫，名叫陈福林，就是樊建华口中那位“总是很严肃”的第一任居委会主任。

“陈福林来自社会基层，读过几年书，拉过人力车，当过棉种翻晒工人，大家都认定他能带好头。”樊建华说。

1949年10月23日，西牌楼小学的礼堂亮起灯光。等人都齐了，主持人便开始分发选票。选票是油印纸条子，长约18厘米、宽约8厘米，候选人的名字一溜排开，名字后面保留空白。

会议开始了，主持人在台上大声介绍候选人，把个人基本信息、履历都讲得明明白白的，这样选出来的居委会，才是人民的居委会。

唱票结果出来了：陈福林票数最高，当选居委会主任；陈道彰次之，当选副主任。

接下来发生的事，通过陈福林的口述记载，被画成了油画，作为“中国社区建设展示中心”的一大看点。

油画中，群众欢天喜地地散去，留下上城区区长田奎荣、上城区公安分局的秦秘书等4人、新当选的居委会成员，以及角落里愁云惨淡的27个保长。

秦秘书让他们统统交出公章，让陈福林负责处置。

陈福林也有点蒙啊，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公章，要怎么弄？

还是秦秘书出了主意，他说大不了当柴火烧掉好了，反正已经没用了。于是，这代表着落后基层制度的27枚公章，全都付之一炬，化为了灰烟。

小到发腊八粥、大到铺路搞绿化

刚成立的居委会一揽子包下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居委会，做的事都是新的。这过程有点像小马过河，摸索摸索，渐渐便能觉出门道。

樊建华举了个例子，就说组织架构吧，当时要统领2000多户人家，居委会人手不够，便又划分了40个居民小组。但是刚起步的时候，他们绕过弯路。比如与派出所联络不够，没有查明确切的户口，导致有几组的户数出入颇大。

还有个例子，从工作内容上看，参照《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纪实》一书，当时居委会成员的任务各有侧重，但总的来说，小到杀虫害、分发腊八粥，大到铺路装灯搞绿化，都有涉及。

“陈福林要管理社区内的人口，熟悉每一次人口流动；要做组织宣传工作，安徽发大水了，组织募捐。抗美援朝开始了，带队慰问军人家属；还要管卫生，算是建了杭州最早的一批公共厕所。”樊建华说。

副主任陈道彰打配合，因为很有经济头脑，他把辖区里的第二合作消费社做到了上城区第一大。

总而言之，从第一届开始，上羊市街社区居委会就定下了大致的工作内容：防特防盗防火、办理户籍、生产、调解、福利救济、清洁交通、文娱等。

居委会70年变迁

电子化办公随时掌握居民的情况

眼下是2019年10月12日。马路上，四个轮子的取代了三个轮子；十层以上的钢筋水泥楼，替代了小二层的木板楼；邻里打招呼，坐在沙发上编条微信就搞定，不必走出去，叩响别人家的铜门环。

变化是随处可见的，当然也包括了上羊市街社区居委会。

从陈福林开始，历任居委会主任上岗后都会仔细了解辖区的情况，这种担当有为的精神薪火相传，也传到了樊建华身上。

1994年，樊建华刚上任，就做了一件让人竖大拇指的事。那会儿，袁井巷刚刚回迁，巷内却没有安装路灯，晚上伸手不见五指。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樊建华经常骑着脚踏车，去路灯队找领导，跑了十多次，终于落实了10个路灯。

尽管平时琐事不断，但樊建华毫无怨言，毕竟跟第一届居委会相比，现在有专门的办公场地，条件好了太多。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作为居委会变迁的亲历者，樊建华感慨良多。她说：“陈福林他们那会儿，都是在家办公的，别人有事就上门喊。到了我们这届，有地方坐、有津贴拿。现在的居委会就更不用说了，直接电子化办公，谁家生病了，马上电脑上就弹出来了，工作效率非常高。”

70多岁的樊建华，管着“邻里值班室”的值班情况。前段时间有居民反映家里漏水了，她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叫社工上门查看，确定问题原因后，便喊来修理工。在她看来，当居委会主任是短期的事，但帮助居民、照顾大家庭，是一辈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