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 记者 黄宇翔

“虽然生在新中国成立前，但我长在红旗下。过去70年的风风雨雨，我是见证者，更是亲历者。”声若洪钟、目光炯炯，看起来精神矍铄的应宜逊，没想到竟出生在共和国成立前——1940年。

这位原央行研究部门的“老兵”，人生经历可谓曲折。从1959年高中毕业下乡去农场当泥工、农民，到1987年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从事金融研究。如今虽已年近八旬，但仍担任着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授，并兼任浙江地方金融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民建浙江省委财经委员会顾问等社会职务。

不管是在职还是退休，他在货币政策、金融体制改革、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笔耕不息，多篇对策性研究成果得到领导人的重视与批示。

采访中，应宜逊不断谈及过去70年的奋斗历程。他个人的成长与幸福，与国家变革、城市变迁始终紧紧连在一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我的一生”

应宜逊5岁随父亲来到杭州，从此在这座城市扎根。因家庭原因，从杭州第二中学毕业后，他去大观山畜牧饲养试验场下乡劳动，一干就是18年。

在农场，他当过泥瓦工，不但能组织施工，而且还是周边小有名气的炉灶“专家”；他当过农民，努力钻研了11年水稻，选育的良种曾创造过高产纪录并推广种植数万亩。然而，限于当时的政策环境，农场及上级单位对不怕艰苦、成绩出众的应宜逊仍是爱莫能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路线，应宜逊的人生道路也终于迎来了转折点。

“‘三中全会’对我来说，不啻是一次‘解放’，而且还对我的‘专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我成为研究经济、金融问题的学者。”应宜逊感叹。1980年，举国上下欣欣向荣，各行各业焕发着勃勃生机，杭州日报等报刊上都在热烈讨论着“思想大解放”、经济发展等诸多现实问题。他对此饶有兴趣，虽已年届不惑，但仍从零开始，研读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等经典著作，自学经济理论。

1981年，41岁的应宜逊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刊发处女作《除物质消费外，还有劳务消费、精神消费》。文中指出，社会主义中国也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一观点被中共中央党校教材等权威书刊收载。因为这篇文章，应宜逊开始走上了经济理论研究的道路，并先后成为了浙江银行学校任政治经济学教师、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研究员，并被推选为省政协委员。2006年，退休后的应宜逊回到前身是“浙江银行学校”的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担任教授，致力浙江地方金融的研究。

“我感到这辈子没有白过”

“我印象很深，那时正读小学。解放军进杭州了，老师让我们不要害怕，老师们的心都是向着解放军的。”回忆起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那一天，应宜逊仍旧感慨万千。

“一门心思想着把老百姓的生活搞上去、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就是70年前共产党人的初心。”他说，“所以70年后的今天，中央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有着强大原动力的。”

对生活了75年的杭州，应宜逊赞不绝口。他举例说，2002年西湖免费开放，在当年的全国各大景区中是反其道而行之，也引起杭州各界的争论。但今天看来，这看似简单的“让利于民”带来的是急剧攀升的来杭人流量，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更多的美誉度以及经济效益。

“杭州为企业营造了更加宽松的环境，企业的创新在杭州得到了最多的支持，而不是限制。阿里巴巴就是典型的例子。”应宜逊说，一批走在世界前沿的企业也反过来促进了杭州经济社会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

从农场工人到经济学教授，除了时代的历史进程，似乎更离不开个人奋斗。“内因是关键、外因是条件，”应宜逊真挚地说，“条件不好的时候，也不等于不能做事。做人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做事不计报酬、不求回报，我想总是不会吃亏的。这70年，不管是国家还是我个人走得都很不容易，但我感到收获满满，感到这辈子没有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