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 首席记者 王湛 通讯员 王苇佳 林谷颖

编者按：近年来，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如火如荼，上海以及苏浙皖等地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兴起，长三角地区高校、学者对江南文化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

为共筑文化发展高地，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今起，浙江省社科联联合钱江晚报共同推出《长三角一体化视野下的“江南文化”》系列主题报道，从地理、历史、人文、融合发展等多角度，挖掘“江南文化”中积极奋进的精神内涵，寻找长三角地区共同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认同，并赋予其当代意义，为国家战略的文化自信赋能。

今天推出第一篇，由浙江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人文学院教授、红学与文学地理学专家梅新林讲述：何处是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在人教版一年级上册语文课本里，这首汉乐府《江南》作为必背古诗出现。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江南的模样第一次朦胧地在眼前勾勒出来。

可是，江南，到底指哪里？地理上的江南，如何界定？历史上的江南，又有过怎样的变迁？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时代进程中，“新江南”又具体指向何处？

●何处是江南？

学者考证，“江南”一词最早见于《左传》，但里面的“江”指长江，因此，先秦的江南常常被理解为长江以南地区，其地理范围约为今天的重庆、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一线。在二十四史中，以司马迁《史记》有关“江南”的记载最早。比如：“（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浙江工业大学梅新林教授指出，在《史记》之后，《汉书》《后汉书》也大致延承了这一“江南”的概念，如同“中原”“塞北”“岭南”等地理名词一样，用以表现特定的地理方位，涉及如今的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区域，所指区域范围相当宽泛，难以明确其边界所在。梅新林将之称为“泛江南”。

随着唐宋“江南道”“江南路”行政区划的划定，中原地区战乱、北人南迁，“江南”所指的地理范围不断东移、缩小，到明清时期演变为环太湖流域的吴越地区的“小江南”。

●当今“新江南”指哪里？

上个月，梅新林教授提出了“新江南”概念。他解释，“新江南”是将历史的江南和“长三角城市群”融为一体。

这一概念，与2016年国务院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相合。在这个规划里，“长三角”区域纳入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即“三省一市”；“长三角城市群”包含26个城市，除上海之外，还有江苏的南京、镇江、扬州、常州、苏州、无锡、南通、泰州、盐城；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台州；安徽的合肥、芜湖、滁州、马鞍山、铜陵、池州、安庆、宣城。

“长三角城市群”的26个城市及其他“三省一市”的外缘城市，即是“新江南”的地域所指。在规划中，到2030年，长三角城市群要成为第五大世界级城市群。

为表述清楚“新江南”的概念，梅新林引入“雁阵模型”。简单来说，长三角城市群就好像一个雁阵，上海是领头雁，南京和杭州是两翼雁群，合肥殿后。

梅新林说，上海在地理位置上居于最东，“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双规划的首要地位以及自身的经济实力让它成为“新江南”的中心。

●为什么“最忆是杭州”？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实际上，在“江南”的历史演变中，先后形成南京、杭州、上海三大轴心。换言之，三大轴心的依次位移，构成了江南发展演变的三个历史阶段。

西晋末“永嘉之乱”，匈奴攻破晋都，晋愍帝被俘，这一切迫使晋人南渡，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这是历史上我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首次南移。但随着隋唐统一全国建都长安，以及北宋定都开封，文化中心再次北返。

北宋末“靖康之乱”后，南宋定都杭州，中原人在此定居。“汴中呼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南宋诗人袁褧在《枫窗小牍》中写道。毋庸置疑，自南宋起，杭州成为江南的轴心。

直到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迫开放，成为最早完成近代化的新型城市，由此确立了新的江南文化轴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