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杭州余杭的这一古城遗址，为何能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浙江日报 记者 严粒粒 刘慧 通讯员 李力行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

7月6日，阿塞拜疆，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举行。中国“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无疑是世界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认可！刹那间，她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照得更亮了。

文化如水。坚定文化自信，需认清水之源、流之势、去之向。“良渚古城遗址”为何能入选？其入选又意味着什么？

城·映照古代文明

众志，可以成城。城邦，是文明社会到来的重要标志。

良渚古城遗址，距今5300年至4300年。其整体价值，由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和以良渚玉器为代表的出土器物等人工遗存要素共同承载。

城址是遗址的核心，由约39万平方米的宫殿区、约280万平方米的内城（含宫殿区）、约351万平方米的外城，呈向心式三重布局组成，与中国古代都邑形制一脉相承。密布的人工河网，勾连城内外，形成环通水系格局。

她的发现与确认，历经数十年。

1936年，施昕更发现良渚黑陶，开启序幕；1959年，夏鼐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1986年，反山发掘出贵族大墓；1987年，瑶山发现祭坛及埋于其上的贵族墓地；1992年，发掘出莫角山遗址，推测是王者的宫殿……

“这些发现仅指向原始的小聚落，并不能确切证明城的存在。”省考古所所长刘斌说，良渚遗址区是否有“城”的疑问，曾一度在考古界萦绕。

直到2006年，余杭葡萄畈西城墙初露，2007年南城墙、北城墙、东城墙依次显露。

“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被发现！学界震动了！

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断深入，古城的空间格局、功能分区及各类遗存的内涵日渐清晰。2010年，外城初步确认；2015年，外围大型水利系统确认。

造城，是巨大的工程，需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来完成。

聆听城址的介绍，我们会发现，当时的筑城技术已相当成熟。城墙的黄土，由人工取自山上；底部地基石头尖锐，为人工开凿。已知城址的土方工程量，就超过1000万立方米。假设参与建设人数为1万人，每3人每天完成1立方米，需持续工作8年。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遥远的良渚时代，是一支怎样有序、团结的队伍，夜以继日地协力建设家国？

“良渚不仅仅是一座城，更是一个辉煌的古代王国。它让中国找到了与之相对应的家国文化！”良渚是刘斌，也是一众中外考古学者心中，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最有力的证据！

一千年前看北京，两千年前看西安，五千年前看杭州良渚。中华文明的灿烂之光，映照出我们的文化自信。

水·孕育稻作文明

有一种说法：文明，就在于人类面对种种困难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对。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文明史，亦是一部治水史。

水至柔至刚。据记载，秦汉至民国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较大洪水灾害1092次，黄河决口泛滥1500多次。

良渚，“美丽的水中绿洲”。远古时代，没有精准的仪器测量，没有先进的机械搭建，她却拥有一套惊人的水利系统。

2015年，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系统被发掘。它是古城建设之初，就规划好的城市水资源管理工程，由11条人工坝体和天然山体、溢洪道构成。整个水利系统形成面积约13平方公里的水库，库容量超过4635万立方米，直接保护范围达100多平方公里。

先于“大禹治水”千年，良渚水利系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也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开启了世界史前水利考古研究的新领域。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一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史诗，由此娓娓道来——

“良渚位于暴雨中心，海拔仅两米多，易发洪涝灾害。”省考古所研究员王宁远介绍，山间水坝将水引流，让古城直接避开山洪。

至今沿用的先人智慧，令王宁远惊叹不已。他说：“几年前，老虎岭还没被发现为水坝。当地还因其泥土质地合适，搬去筑坝。‘草裹泥’的修堤工艺在后世水利工程中被广泛应用，与当代沙袋筑堰原理一致。”

民温饱，国富庶。良渚先民以稻米为主食，宫殿区遗址曾发现多达20多万斤的碳化谷堆积。“稻作文明是良渚文明区别于中国及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它比麦作对水资源利用的要求更高。”王宁远强调。

穿越时空，回望那一派生机景象：筑堤防洪、蓄水灌溉、摸螺打渔……一群先民在江南水乡繁衍生息。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遥远的良渚文化时代，我们追溯到了承载着中国人智慧和精神的血脉。

玉·折射君子之风

“黄金有价玉无价”“君子比德于玉”“古之君子必佩玉”……玉文明，让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独树一帜。

玉器，是良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良渚玉器数量巨大、种类丰富、工艺精美，是史前玉文化发展的最高峰。

1986年发现的反山遗址，是迄今所见良渚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史前文化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为齐全的高等级墓地。在1200余件（组）珍贵文物中，玉器占90%以上。

国家一级文物“玉琮王”，就出自反山。它高8.8厘米，射径17.6厘米，孔径4.9厘米，重达6.5千克。

成熟的抛磨技术、精细的纹饰雕琢、娴熟的切割工艺……良渚先民在没有任何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用独特智慧创造出类型丰富、制作精美的玉器，令人叹为观止！如此复杂工艺在1000多年后的商晚期都十分少见。最精绝一处，竟然在1毫米的宽度内刻出了四五个线条。

“玉琮王”上神徽的发现，刘斌称“兴奋程度不亚于玉器发现”。良渚社会政教结合、神王一体。神徽上部是头戴羽冠的神人，下部是圆眼獠牙的猛兽。它存在于良渚文化发展全过程，在整个环太湖流域发现的良渚玉器上表现得极为统一，常被精细地雕刻在象征权力和力量的琮、钺等高等级玉礼器上。

这大约就是最初始的“国徽”吧！

“玉器不仅是装饰品，更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双重代表，说明当时已形成一套不同阶层人群的用玉制度和社会规范。”刘斌认为，玉礼器系统及神徽是维系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显示良渚文化有着极强的社会凝聚力，存在一致的神灵信仰。

相距千里，时隔千年。良渚玉器影响了大半个中国。同期的广东石峡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成都的金沙遗址等出土的玉器，明显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之后的青铜时代，二里头、殷墟等许多夏商时代的遗址中，也都发现有吸收和继承良渚文化元素的玉器。

中国大地广袤。不同地域间，究竟发生过怎样的文化互动与流转？“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良渚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一定起过非凡的作用。”刘斌说。

中华文明历经沧桑，从未间断。8000多年前，玉器从中华大地起源；5000年前，良渚成为“世界绝无仅有，中国只此一家的玉文化殿堂”；而今，玉文化在中华大地赓续，向世界传递“仁、义、礼、知、信、天、地、道、德、忠、乐”的中华气质……

中国是君子之国。“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是中华民族的君子之道。玉在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中，演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我们或可从中窥见中华民族“多元统一”的过程——一幅绘了五千年的文明交流互鉴、繁荣多彩的美丽画卷！

（本版图片由良渚遗址管委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