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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记者 葛玲燕整理

良渚古城遗址的遗产要素

考古发掘和研究已有的成果显示，良渚古城遗址规模宏大、遗存类型复杂、内涵丰富，其遗产的整体价值由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和以良渚玉器为代表的出土器物等人工遗存要素共同承载。空间布局上以城址为核心，分等级墓地（含祭坛）分布于城址东北约5公里的瑶山以及城址内的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卞家山等台地，城址北面2公里至西面11公里范围内则分布着外围水利系统。与此同时，城址内外分布着大量各种类型的同期遗存，与城址形成了清晰可辨的“城郊分野”的空间形态。

1.城址

城址是良渚古城遗址的核心，北、西、南三面被天目山余脉围合，位居三山之中。长命港、钟家港等古河道逶迤穿过这片城址，与城址内外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河流湖泊，共同形成了山环水抱的选址特征，并将城址划分出若干不同的功能区块。

城址空间布局呈向心式三重结构，自内而外由宫殿区、内城与外城三组人工营造的遗存组成。

宫殿区包括位居内城中心的莫角山台地及其南侧的皇坟山台地、池中寺台地，三处地势最为高爽的台地曾是良渚最高统治者居住和活动的场所。

内城由四面的城墙围合。蜿蜒在原野上的那垄垄土岗，组成了内城四面封闭围合的城墙。内城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1910米，东西宽约1770米，总面积约300公顷。 内城除位于中心的宫殿区外，还发现有20多处人工营造的台地，以及纵横交错的古河道等遗存。

外城位于内城外围，面积约500公顷，由17处断续分布的人工营造台地构成。这些台地主要是墓地与居址复合的遗址。

从莫角山宫殿区、内城城墙到外城，城址内台地的堆筑高度由内而外逐步降低，显示出一种等级依次递减的态势。

2.外围水利系统

外围水利系统由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等人工堤坝遗址，跟相关的山体、丘陵、孤丘以及天然溢洪道等自然地形组成。整个水利系统通过11条人工堤坝与山体、孤丘等构成了高坝区和低坝区上、下两级系统。谷口高坝与相连山体形成高坝系统，山前长堤、平原低坝与相连的山体、孤丘形成低坝系统，它们与具有溢洪功能的山体间的天然隘口，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水利体系。整个水利系统东西两端相距11公里，南北相距5.5公里，总占地面积76.2公顷，堆筑的总土方量达288万立方米。

3.分等级墓地（含祭坛）

良渚古城遗址的城址内外分布着若干处不同等级的墓地，其中保存良好、具有代表性的墓地有5处，分别是分布于城址东北约5公里的瑶山，以及城址内的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和卞家山。

位于城址东北约5公里的瑶山墓地是一处高等级墓地，具有坛墓一体的结构特征。

瑶山墓葬的埋葬时间晚于祭坛，分两排埋在祭坛的南侧，南排7座，北排6座。

反山墓地是迄今所见良渚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史前文化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为齐全的高等级墓地。它位于内城的西北部，东侧与莫角山宫殿区相邻，是一处依托其西部自然岗地人工特意堆筑形成的独立的高台墓地。

地处内城西北部、反山墓地南侧的姜家山，也为依托自然岗地人工堆筑的高台墓地。

位于外城的文家山墓地，是一处不同等级墓葬同存的中等级家族墓地，依托自然山坡营建。

地处外城南缘的卞家山台地，是一处包含房屋居址、水岸码头、河沟埠头等复杂内涵的聚落遗址。墓地位于台地西侧的考古发掘区北部。

4.以玉器为主的出土物

良渚古城遗址的出土器物包括玉器、陶器、石器、漆器、竹木器、骨角器等，总量达1万余件。其中，玉器主要作为随葬品出土于分等级墓地，总数不少于7000件，材质以透闪石为主，器型包括玉琮、玉钺、玉璧、三叉形器、冠状饰、锥形器、玉璜、半圆形饰、柱形器、玉镯、玉织具、玉纺轮等，以及圆雕的鸟、龟、鱼、蝉等动物形玉器。

玉琮是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器类。这种内圆外方，蕴涵着“天圆地方”原始宇宙观的筒形玉器，是良渚文化的原创器型。琮也是同时代辐射面最宽、影响力最强的玉器。

玉璧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单位面积最大的器类，是一种有孔的圆形玉器。

玉钺被认为是王权或军事统帅权的象征物，主要出土于高等级的男性墓葬。

或繁或简的神人兽面纹，是良渚玉器最主要的纹饰主题，也是神崇拜最直观的表现。

良渚古城遗址的遗产价值

囿于考古发掘的规模，良渚古城遗址的许多内涵和细节，尚未得到完整、清晰的揭示与呈现，但它由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系列遗址、体现用玉制度的精湛极致的良渚玉器等4类主要人工遗存，共同揭示出3300—2300BC（公元前）间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分工、阶层分化与城市文明、并拥有着统一信仰、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等特征的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的中心所在。

为建立和维护这一区域性早期国家的社会统治秩序，这一权力与信仰中心以城市遗址的空间形制和具有用玉制度的分等级墓地（含祭坛），揭示出多层次的社会阶层分化以及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早期国家统治模式。它在古城选址方面，显示出把控玉矿资源和垄断制作技艺等维护统治的手法。它在古城与水坝等大型建造工程和专业的治玉工艺流程方面，展现出非凡的大型工程组织能力和明显的社会分工现象。它以代表性玉器“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展现了这一区域性早期国家为强化统治能力而形成的统一信仰，并以其器形对其后中国诸多区域性复杂社会产生了广泛的传播与影响。

这一权力与信仰中心拥有世界同期罕见的大型水利系统，以及互为关联的、独具特色的“水城”规划特色与建造技术，是良渚先民为生存发展进行利用和改造湿地环境的杰出范例，代表了东亚地区在早期国家阶段开发河网平原地区的土地利用能力。它在城市遗址的平面布局上呈现出一种明显设计的、特别规整的空间形式，借助空间布局与建筑形象的规划与设计，进一步凸显权力与信仰中心的象征意义，包括在城市功能区的分级与布局上强调社会阶层的分级，以中心建筑的高耸与宏伟标示统治权力的正统，揭示出东亚地区早期国家的城市规划特征。它在古城空间性质（form）上展现出典型的向心式三重结构，是中国传统城市规划中借助空间布局的序列强调权力地位和社会分级的早期杰出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