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记者 章咪佳）

1953年，19岁的王蒙写出了《青春万岁》。

但直到1979年夏天，这部小说才首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定价六角八分，首印17万册。

《青春万岁》，是王蒙那代人的青春。

“谁的青春都不是吃素的……为什么到了我这儿都‘万岁’起来了呢？”这句话，王蒙说过好多次，“我们‘三零后’这一代人，赶上了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我们的青春当时牛得不得了啊！”

彼时青年遇上青年中国

1980年初秋，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中文系大一新生的聚会上，个子娇小的女生李燕站在操场上，被同学们围在圈子中间，朗诵了《青春万岁》里的序诗。这批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青年，都是《青春万岁》的第一批读者。

20世纪50年代初，小说《青春万岁》的主角们升入高三，正是十七八岁的年纪。但不可否认，这也是一群挣扎、焦躁的青年，那个已经死了的旧世界，仍然留下许多尘屑，蒙蔽在他们心上。

“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那时候11岁，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祖国’。”王蒙小时候在北京上学，那时北京在日本军队的占领之下。小孩儿出阜成门时，看到日本兵拿着刺刀啊、枪啊……“到了1945年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我是中国人啊，我应该为中国献身啊！”

经历磨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到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处于青春期，同样具有青春期的特点：热情、理想、躁动、着急……三十年代生人的青春，和祖国的青春是连接在一块的。

“青春是万岁的，但是青春又是不够的。青春要慢慢发展，要慢慢积累自己的经验，青春不但要有浪漫，还要有知识、经验，也要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王蒙回头审视他的《青春万岁》时这样说。

2010年，王蒙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做了一场题为“青春万岁”的主题演讲，藉此来纪念五四运动。他在演讲时这么说：“一代又一代的青春就这么万岁下来了，我也不怎么青春了，我也万岁不了了，但是仍然有一种激情。”

时间又走过9年，如今85岁的王蒙先生仍然存有当年的激情。在联系采访时，他的秘书告诉钱报记者，王先生如今的日常依然安排得非常丰富。

他们为建设新中国献青春

“三零后”的青春，距离现在过去近70年了。可是它过时了吗？一点也没有。

那一代人，心里急，国家发展得那么快，快得让你振奋，也让你惶恐，我怎么能再放松自己呢？于是，他们经历了真正的学习万岁。

浙江大学力学系的退休教授庄表中，和王蒙是同龄人。《青春万岁》开篇的年代1952年，18岁的青年庄表中考入了浙江大学机械系，学的是铸工专业。

当时国家急需建设人才，系里的同学按照成绩分成两批：一批正常读四年；另一批只读两年，加速完成规定的专业课程。

青年庄表中进入了“快跑”的班级。“我们班一周上6天课，每天上6节课，7:30开始，12点半结束，课间每人发2个刀切馒头。”下课后，同学们都直奔食堂，排到后面的同学，有时只能盛到一个素菜。

“为了尽快培养人才，老师们多数只比我们大两三岁。但他们都非常敬业，速成学会俄语，每天翻译好几页俄语教材，油印出来发给我们，精心备课，批改作业，下寝室答疑。他们对调干生、成绩差的学生还要进行特别辅导。”

毕业时，庄表中被时任浙江大学力学教研室主任的王仁东教授看中，留校做力学系的助教。那时的他才20岁。

“我原本学的是铸工专业，隔行如隔山，转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那时候，一切服从分配，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助教庄表中，那会儿也跟学生一样听课、一样做习题，王仁东教授要求我们年轻助教，一年做完一本有2000多道题的习题集。

“回想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但是人们的精神面貌非常好，学校里充满着积极向上的氛围，大家都在为建设新中国默默打好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