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 记者 严粒粒

“这下视野够透亮了，应该适合无人机拍摄。”敲开浙江省考古所所长刘斌在良渚考古与保护中心办公室的门，他正和北京来的测绘团队热烈讨论。为了明年浙江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顺利建成，刘斌每天都十分忙碌。

他说，这事儿关乎重塑与探寻国人文化自信的载体和源头：“作为文化地标、文化窗口，我们想在此展现浙江一万年来的人类和文化发展史，让人们真切地看到活起来的文化遗产，从而对中华文明肃然起敬。”

根据计划，基地将充分发挥文化遗产整理和保护功能，大大缓解浙江长期以来硬件相对欠缺的问题。项目完成后，浙江考古设施条件将实现跨越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36年前刚大学毕业踏进省考古所时，刘斌可没想过如此“宏愿”。那时，他面朝黄土背朝天，整日和泥土、烈日、风霜打交道，在材料堆里做学问。

甘于寂寞、默默坚守、淡泊名利……秉持着几代浙江考古人惯有的特质，1991年，他主持发掘的余杭汇观山遗址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6年，他主持发掘了嘉兴南河浜遗址，首次发现了崧泽文化的祭坛和贵族墓葬，开辟了崧泽文化研究的新纪元。

走在探索中华古老文明的征途上，他一次次为古人的智慧和勤奋所折服，一回回为未知的历史所惊喜。直到2006年，他遭遇了从业以来最强的直抵内心的震撼。

“我真正感受到什么叫‘知来处，明去处’，感受到‘物有本末，事有始终’。我仿佛找到了文化自信的根。”那天，他手中的小铲在杭州瓶窑镇长命乡葡萄畈遗址挖掘到一道良渚时期的古城墙。从此，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有了不可辩驳的实证。

自从2009年做了省考古所副所长，又到如今的所长，别人眼中的刘斌，身份仿佛从一名普通研究员升格为“官员”，但他自己心如明镜：眼睛不能看着官位，要盯着岗位。

近年来，浙江考古软硬条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在传承中创新？一张“浙江大历史”的版图已然在刘斌心中勾勒出来：发挥资源长处，成立史前考古、商周考古、汉唐宋元考古、水下考古、科技考古五大研究室，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和监测工作；补足考古短板，完善团队，也为他们多争取好的条件；加强基地建设，让硬件设施不落在工作进度后面……刘斌说：“我想在全国的考古工作中，多署上些‘浙江’的名字；在国际考古领域，多烙上‘中国’的名字。”目前，刘斌不止主持所里良渚古城考古工作，还担任国家重点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良渚课题负责人、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的跨省课题“长江下游文明模式研究”总负责人。

中国近代考古近百年，刘斌已经目送了牟永抗、张忠培等前辈相继离开。今年，省考古所40岁了，刘斌也从“愣头青”成长为 “老一辈”。有些问题难免常在脑中盘旋：到有一天真的干不动了，究竟还能够留下些什么？

“考古不是一个人、一代人的事，一定得为浙江考古留下站得住的事业、靠得住的团队。”说这话时，刘斌眼中放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