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千里外一条水”，当钱弘俶让人将此句刻在碧波亭上时，就知钱镠通商之策成功。

这“一条水”解决的可不仅仅是当时中原岁贡陆路被人阻断的问题，它还为吴越国打开了更为广袤的世界。

靠着高质量、大批量的航运输出，《旧五代史》中记道“航海所入，岁贡百万”，也就是说岁贡都来自于航海贸易所带来的财政收入。

杭州一跃成为东南名郡，南来北往客带着各地特产商货，云集于杭城码头，城市的繁荣让送友人的晚唐诗人杜荀鹤都忍不住说“君去必经年”。

城里达官显贵的一顿家宴上，“南之蝤蛑，北之红羊，东之虾鱼，西之佳粟”，主人家自己也感叹“可谓小有四海矣”。

另一方面，凭借这条水路，吴越国的政治地位开始了慢慢提高。北上的商船到登州、莱州、青州等地登陆，经陆路至汴梁、洛阳，保证着岁贡不断。在一次次的岁贡路上，杭城出发的货船越来越多，民间贸易也在不断发展，吴越国开始占据了一定的主动地位。

渐渐地，在北方沿海的州城，吴越国设置了“博易务”。博易务有个职责，就是处理吴越国商人与当地的民间贸易事务。

来自两浙的商人经商手段比较灵活，商船运来的货物卖给当地商人，是允许赊销的，可以卖后付款。但是如果有人赖账，那么博易务就要出手了。这可不是抗诉部门，博易务可以“自置刑狱”，拥有执法权。

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毕竟这是在人家的地盘上，越过当地地方官，实施刑罚。

四

需要远交的，不仅仅是中原。

契丹也出现在吴越国的视线范围之内，它是当时军事力量最强大的政权。钱镠知道，契丹国王耶律阿保机有着足以改变中原政权的能力。“契丹如能成为盟友……”

据《辽史》记载，公元915年，钱镠派遣滕彦休通过海运献上贡奉，而此举“大得契丹心”。这之后，钱镠再度让商船送去了一个大礼——来自大食国的猛火油。这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利器，据说猛火油的火，水越浇火越大，违背常理的武器，自然可以杀敌于措手不及。

于是契丹和吴越之间的联系，从官方到民间，愈加频繁。

千年后，除了从史书上看到它们的贸易往来存档，在一南一北、一先一后的考古挖掘中，一些有意思的“撞脸”，让我们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商贸往来痕迹：在临安吴越国第二代国王钱元瓘的王后马氏墓里出土的青瓷茶托，与赤峰辽驸马赠卫国王墓里的錾花银盏托，撞了样；临安板桥的一个五代墓葬里出土的錾刻鎏金银渣斗，造型工艺和辽国开国元老耶律羽之墓里出土的金花银渣斗相近。

五

随着吴越国海运实力的增强，海外贸易的版图不断扩大。

利用太平洋的季风洋流，吴越国的商船和使者还去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唐末日本就不再派出遣唐使，之后更是采取“锁国政策”，不让日本船只出海。然而这并不能浇灭吴越国商人们的热情。

日本学者们发现五代时来日的中国商船，绝大多数都来自吴越，它们横渡东中国海，经过现在的五岛，到达博多津港，即现在的福冈。

尽管此时日本政府政策并不积极，可是中国货的主动到来，从天皇到大臣，其实并不反感。到达福冈后的中国货物也会被送往京都，多是香药和锦绮，还有来自吴越国的书籍印刷品和佛经、佛像。天皇御览后会送存藏署备用，有时有些会出售给大臣，大臣们的反应很是热烈，争相购买。

日本的僧人也会搭乘吴越商船来中国。钱弘俶曾仿效印度阿育王塔故事制作了84000座宝塔，其中有一座就是通过僧人日延搭乘吴越商船抱回日本。

当然，除了北上、东渡，吴越商人还南下。大食的猛火油就是通过他们从西亚、北非采买回来，成为吴越舟师的利器之一。南下的航线，经闽、粤，到达印尼、印度、大食等地。

六

2004年2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井里汶附近海域，开始打捞一艘五代末期的沉船。

18个月的打捞工作结束后，人们盘点出水货品时，大为震撼。

里面最多的就是越窑瓷器，大约有20万件之多，而且部分瓷器精美程度可媲美钱氏王室所用。一个青瓷大碗上刻了它的制造年份，推算时间正是钱弘俶在位之时。之后有学者根据瓷器出土的位置判断，这艘货船很可能就始航于明州港，一路南下交易，直到印度尼西亚。

出水的货物里，除了中国器物，还有不少外国制造，泰国细陶器、叙利亚或波斯的琉璃香水瓶、马来西亚锡锭和锡条等等。

器物数量之多，来源地之广，遥想当年的商船气派，似乎可以看到一个远洋出航的吴越商人和他的商业雄心。

而这雄心的背后，有股“我来自吴越，我出自钱塘”之自信。

于是，路，已不只有纵横，而是交错着的一张网，连通了黄海、东海、南海，甚至是更远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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