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姚爷爷在朝晖九区住了大半辈子，房子是杭州链条厂分的宿舍。

“我们这幢房子地势太低了，一下大雨楼道里就水漫金山。而且卫生间和厨房都在公共走廊对面，晚上老人上厕所很不方便，只能用痰盂，早上还要起来倒痰盂。”姚爷爷说。

2015年杭州申亚成功，让杭州城市建设进入“快进”模式。同年，杭州启动城镇危旧房屋治理改造，改造方式有很多种：拆除、加固改造、拆掉原地重建等。

姚爷爷居住的朝晖九区24幢属于D级危房。经过一年半原拆原建，2018年6月迎回了第一批回迁居民。新建好的房子不仅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了低洼积水的问题，还做了户型优化，拼接出独立厨房与卫生间。

近几年的杭州，很多跟朝晖小区一样的危旧房屋迎来改造，产生的建筑垃圾数量极大。

本着“绿色亚运”的理念，杭州从拆迁房屋中“原地取材”，将建筑垃圾“变废为宝”，加工成再生绿色建筑材料，用于亚运场馆亚运村建设。一块来看看部分举办过亚运会城市的今昔，看看这项体育盛事给城市带来的深远影响。

北京

北部农田变商圈 亚运村成“城中城”

历史上的老北京城，达官显贵、富商巨贾喜欢居住在东城、西城，使得这两个区域在老百姓眼中，宜居度更胜一筹。但在后来发展中，北部地区慢慢成了北京比较发达的区域，甚至超过了东部和西部，这其中就有亚运会的一份功劳。

对中国人而言，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是永远抹不去的记忆，这场赛事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首次举办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会，是中国对外开放、北京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时间点。

1985年4月，北京亚组委成立。次年，包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亚运村在内的亚运会工程，在北四环路安慧桥附近动土。

当时该地区尚属未开发的城市边缘区，附近还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经过赛前重建与赛后运维，30年过去，如今这一亚运村地区已成为集会议、展览、办公、居住、美食、游乐和购物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区，是北京中心城区重要的商业中心。

亚运会的到来也打通了北京北部地区的交通网。

20世纪90年代，为了连接城市中心和亚运村，北京在二环路钟鼓楼桥引出鼓楼外大街，向北至三环后改名为北辰路，这条路成为北京中轴线的延伸。

一批现代化的亚运会基础设施拔地而起，亚运村成为“城中之城”。

以亚运会为起点，北京成为地区性的国际大都市。

雅加达

从“乡村部落”转型“国际大都会”

雅加达是印度尼西亚的首都、东南亚第一大城市，也是2018年第18届亚运会的举办地。

雅加达是全球著名的“堵城”，机动车保有量超过了1800万辆。为了迎接亚运会，当地政府实施重要主干道单双号限行制度，使得亚运会期间雅加达的交通拥堵程度下降40%左右。同时，新建一条轻轨轨道，全长24.5公里，共13个站点，鼓励当地居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缓解道路拥堵。

因为要办亚运会，雅加达的市容市貌也得到了很大改善。整个城市的建筑工地都用高高的木栅栏包围起来，上面贴着奥运会官方吉祥物的海报。灰色的混凝土桥被油漆刷成亮色，地下通道被当地艺术家的壁画装点一新。

2018年是雅加达第二次举办亚运会。

1962年，第4届亚运会在雅加达举办，主题为“现代·发展·壮观”。

相较于2018年第18届亚运会共45个国家及地区参与、拥有40个比赛项目的盛大规模，第4届亚运会只迎来了10个国家，但这次亚运会直接推动了雅加达从一个“乡村部落”成功转型为“国际大都会”，成就了雅加达“东南亚第一大城市”的新形象。

广州

收获文化新地标 GDP实现“五级跳”

2010年之前，广州一直作为高度商业化的城市被人们熟悉，外来人到广州最常听人讲起的就是“天河北、中信”，但这都是标准的商业性建筑。

2010年11月12日，广州亚运会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式上“广州塔”——广州电视广播发射塔惊艳亮相，并在比赛期间全程承担转播任务，出色的表现令它一跃成为广州的新地标。与此同时，各种文化配套设施相继竣工，最终形成了以广州塔为核心的珠江新城建筑群，包括大剧院、博物馆、双子塔，标志着广州进入以文化建筑为标志的时代。

为筹备亚运会，广州市政府共投入1226亿人民币，其中超过千亿元投放在广州的城市建设上。

1226亿，这个数值超过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预算，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49倍。

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为了一个亚运会，花这么多钱究竟值不值？

数据显示，在亚运会期间，广州征集到高达十亿元的赞助，商家们扎堆往广州市场挤，不惜斥巨资增加品牌的区域性曝光。

自2006年从多哈手中接过亚运会的接力棒开始，广州经济发展规模和质量逐年提升，GDP先后突破6000亿元、7000亿元、8000亿元、9000亿元大关，并在2010年超过1万亿元。

“亚运经济”刺激之下，广州GDP连续5年实现“五级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