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师范大学徐越教授揭秘杭州话前世今生

自从2016年，“杭州方言”被列入第六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来，“杭州话”的出现频率有了明显的提升，不仅在学校教学中，最近就连一些公交车也增加了“杭州话”的报站。

不过，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徐越教授告诉记者，现在要找一个能说地道杭州话的人“真当不容易”。

徐教授出了一道题：

“谢谢”、“吃晚饭”、“打借条”，会说杭州话的杭州人注意啦，这三个词，请读出来。

发音不同，能说明什么？答案来了：

“谢谢”——

如果你的发音是“假斜”，你说的是新派杭州话；如果你的发音是“挤季”，你的杭州话是老派的。

“吃晚饭”——

如果你说“吃乙饭”，你说的是老派杭州话；如果你说“吃雅饭”，你说的是新派杭州话。

“打借条”——

“季条”是老派的说法；“嫁条”则是新派的说法。

徐越教授长期从事方言研究，今天下午2点，浙江图书馆曙光路馆区二楼集体视听室，会有一场徐越教授关于杭州话前世今生的讲座，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现场提问交流。

十座城门

围出不一样的杭州话

其实任何一种语言都会存在因人而异、因字而异的分歧，这个分歧不能简单地用正宗或不正宗加以评判。因为语言是在发展演变的。

“杭州话非常特殊，众所周知，杭州话是宋室南迁，建都杭州后形成的一种带官话色彩的吴语。杭州话是南北两种方言接触的结果。当然，杭州话的研究除了具有一般方言学研究的意义之外，还具有重要的汉语语音史研究的意义。”徐越教授说。

自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迁都临安府后，这个王朝的153年里，有148年都在杭州。

“研究当初杭州话的形成，人口是关键，就是城内人口比例的变动。根据史料推测，当时，杭州城内的北方移民与本地土著的人口比例，保守估计在8∶1，在一些时期，甚至可能达到9∶1。”徐教授说，“而杭州话的形成，与这悬殊的人口比例有着直接的关系。”

除了在人口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以外，这些大量的“北方移民”也有着特殊的政治地位，他们之中，有一朝之主，有皇亲国戚，有官吏及其眷属，还有武备禁军。因此，所谓的入乡随俗、客随主便的原则并不适用于这种情况。也因此，尽管依然处在周边吴语的包围之中，他们的语言依然是毋庸置疑的“官方工作语言”。在这种强而有力的巨大冲击下，杭州城内土著的方言受到了渗透与影响。

尽管在政治地位与人口数量上处在劣势，但由于在经济文化方面依然先进于北方移民，加上城外吴语环境的包围，杭州土著依然有着顽强的语言自我保护力。徐越认为，即便与北方方言长期接触，杭州话依然保留了吴语原有的特征，仅在个别语言项目上有所变化。比如人称代词：单数用“你、我、他”，复数加“们”。因此，如果要判断杭州某处市民说的是不是杭州话，最简单有效的判断方法就是听听人称代词。”徐越说。

“如果没有宋室南迁，那么杭州话应该和如今的余杭话差不多。就像现在上海市区的方言和周边的青浦、金山等地的方言那样差异很小，是一个套路的。”徐越说。

龙井茅家埠那几个村

口音为何不一样

“杭州方言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杭州市是浙江省最大的城市，但杭州话却是吴语当中最小的方言小片。”徐越说，“属于吴语太湖片杭州小片，是分布范围最小、使用人口最少的独自成片的方言。”

“前面我们提到了北方移民与当地土著悬殊的比例，但这是有范围的，这个范围就是杭州十城门内。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环城东路、环城北路、环城西路和钱塘江之间的范围。”徐越说。

“杭州十城门”，说的就是南宋时期杭州城的十个古城门。在民间文学中，这十个城门外的景况，被编成了杭曲大调流传了下来，成了人们了解当时杭州城繁华的侧写：武林门外鱼担儿，艮山门外丝篮儿，凤山门外跑马儿，清泰门外盐担儿，望江门外菜担儿，候潮门外酒坛儿，清波门外柴担儿，涌金门外划船儿，钱塘门外香篮儿，庆春门外粪担儿。

但这些是城门外的情况，“十城门外通行的是余杭方言，属吴语太湖片湖州小片。从今天杭州人仍把余杭方言称为‘枪篱笆外头的话语’，余杭人则把说杭州话叫作‘打杭白儿’的情形看，城内城外的语言界线曾经是十分分明的。”

至于现在的杭州，“与别的城市不同的是，杭州下辖的大部分地方说的都不是杭州话，比如余杭话属于湖州小片（苕溪小片），萧山、临安属于临绍小片，而建德、淳安则是徽语。”徐越说，“当然，随着城墙的拆除和城区面积的不断扩展，杭州方言的通行范围早已突破了原先的范围，但其核心仍然保留在上城、下城、西湖、拱墅和江干这5个老城区的街区部分。”

徐越教授告诉记者，除了老城区外，杭州西南郊区北高峰、棋盘山和五云山一带的山坞里散落着七个说杭州方言的村子：茅家埠、双峰、灵隐、满觉陇、龙井、杨梅岭、梅家坞。这些村子的语言与城墙的拆除无关，是“枪篱笆外头的杭州话”，其成因有待进一步考证。

这六十多年

杭州话的变化很大

不过，任何语言都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通过各种调研，徐越发现，长期处在周边吴语包围之中的杭州话，在与周边吴语越来越密切的接触中，发生了变化：“新派的杭州话在吸收了周边吴语的某些读音后，逐渐趋同于周边吴语。”

徐越表示，杭州市区，自宋以后还经历过许多次的人口结构变化，其中有四次，改变了市区人口的结构。

一个是1957年~1959年，大跃进时期大批农民进城做工，市区每年净增5万多人；

一个是1961年~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城市职工被精简，4年间从市区迁出了23.92万人；

一个是“文革”期间，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每年递减2万人左右；

一个是改革开放以后，知青返杭，1979年一年就迁入了5.24余万人。

徐越认为，这些市区人口流动呈现出了两个明显的特征，一个是迁出市区的都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等到一二十年后返城时，他们的杭州方言已经不同程度受到了周边吴语的影响，变得不再“原汁原味”，而这种方言很自然地影响了下一代；二是迁入杭州的大多是周边吴语区的人，尤以绍兴人居多，杭州话里“杭州萝卜绍兴种”和绍兴话里“经济人断勿得杭州路”的俗话里都有影射。

徐越告诉记者，老派杭州话里原本有不少的官话特点，但新派杭州话出现了趋同于周边吴语的“逆向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