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编队序列图 图片由东北老航校研究会提供

68年前的10月1日，下午3点，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那一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受阅。

当飞机驶过天安门，广场上的30万群众高声欢呼，成为开国大典上最为动人的画面之一。

68年过去了，那场景仍深刻在很多人心中，而且有一群人，每年都会在国庆节这几天，因开国大典而相聚。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空后代”。

他们的爷爷或是爸爸，就在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驾着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让中国人从此记住了开国阅兵那最振奋人心的一幕。

这些年，“空后代”们组队一起去过鸡西密山、牡丹江、通化、长春……都是父辈当年“飞”过的路。

今年，他们一起来了杭州。

此次活动发起人、东北老航校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张志勇说，飞过天安门的17架飞机，不管是飞行员，还是“幕后人员”，有太多太多人都跟杭州的一个地方有关联，它叫笕桥。

这次花两三天时间，大家说一定要来看看。

9月25日

五湖四海聚到杭州

是因笕桥

9月25日中午，转塘，绕城高速边上一家经济型酒店，张志勇拿着手机，一直等在楼下。

他的手机里存着一份名单，共32人，上面详细记录了姓名、电话，父亲或爷爷是谁，这次是从哪个城市过来，大概几点会到。

每一次电话响起，就是有一个客人到了。

来的人有部分生活在杭州，更多的是从外地赶来，北京最多，也有苏州、上海稍近点的，远点的有广州、深圳。

到得最早的，是北京来的王兆和熊晓虹。王兆右手受伤，一路上把包扎着的手小心地半举着。她的爸爸是东北老航校的政委王弼，老政委的女儿，也是东北老航校研究会的发起人，这些年花了很大力气，到处寻找老空军，以及老空军的后代。

随后到达的是刘笑鹏，在平均60岁以上的“空二代”里显得很扎眼。他是去年联系上的“空三代”，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从没见过面的爷爷，在脑海里从陌生到清晰立体起来。

等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简称“东总”）参谋长兼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委员会主任伍修权的女儿伍连连进门时，大家挨个轻轻抱了一下，说一声，“连连姐，又见面了”。

最晚一个走进酒店的，是特邀的嘉宾、朱德的外孙女刘丽。张志勇说，每一年的聚会，刘丽都会到。

68年前的十一，刘丽的外公朱德，在开国大典阅兵的庆功宴上说：“我今天终于成为三军总司令了！”

这句话，是对着开国大典阅兵式上开着17架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的飞行员们说的。

这句话，也从此载入空军史册。

9月26日

平均60多岁的他们

好像回到小时候

9月26日一早，载着“空后代”的大巴车开进笕桥，刚到门口，就能感受到大家激动的情绪，“笕桥航校，到了！”

他们说的航校，是当年的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他们的父辈或者祖辈，当年最美好、最振奋人心的青春，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进了大门，笔直一条通道，张志勇站起来，叫沈丽莉快看外头，“以前我在笕桥当仪仗队队长，林叔叔陪法国空军参谋长卡皮荣来参观，就是我负责迎接。就在这条路上，我们拍了合影，就是你带来的那张！”

沈丽莉，是原空军副司令员林虎的儿媳。她的公公林虎，在开国大典阅兵时，开着P-51战斗机，在天安门广场上飞了两趟。

沈丽莉说，林虎已经90岁高龄，身体不是很好，不然是一定要自己来一趟的。沈丽莉听公公说，以前住过笕桥里的醒村，这次一定要去看看他曾经住过的小楼。

醒村，当年航校的眷村，从字面上看就是醒着的村子，常被引申为“唤醒中华、民族觉醒”之意，以前是美国高级顾问、高级教官的住所。

“醒村5号”别墅，前几年，修缮成了醒村爱国馆，里头都是航校的老历史。当在墙上，看到爷爷刘善本当年的照片时，刘笑鹏有些激动：“这是我一直想来看看的地方！”

等看到了笕桥机场，一车人一下子激动了起来。考虑到很多人年纪比较大，笕桥还特意安排了两位军医一路跟着，生怕大家过于激动，有什么突发状况。

“机场有没有变过，以前学飞机就在这里么？”

“隔壁就是中杭厂（中央航空飞机制造厂，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座真正的现代化飞机厂），我听我爸爸说过，他修飞机就在这里，一边修，一边抬头看飞机起飞。”

平均60多岁的他们，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小时候，小伙伴们坐在一起，比比看谁的爸爸工作更厉害。

刘笑鹏说，他仿佛都可以看到，1937年8月14日，当时还是学员的爷爷，就是站在这里，仰着头，看着天，目睹高志航率领第四大队，痛击日寇飞机，从此奠定飞行、强国志向。

为什么来笕桥？这里找得到父辈们最美好最振奋人心的青春

此次来杭的32位“空后代”，他们的父辈，在笕桥中央航空学校以飞行员身份毕业的，只有4人。其他有的是在中杭厂工作，而更多的是东北老航校的领导、机械师，还有早期的飞行员。

为什么大家却对杭州有着深厚的情感？

张志勇说，虽然一个在江南，一个在东北，但两所航校的渊源太深了。

你可以理解成，笕桥是“师范学校”，东北老航校则是“工作单位”。

就以刘笑鹏的爷爷刘善本来说，他1935年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后来，在东北老航校创立以后，去当了副校长。

有很多笕桥的飞行员，比如蔡云翔（时任教育长）、吴恺（时任飞行大队长）、邢海帆、张雨农等等，后来都在东北老航校当了飞行教官。

从笕桥走出的飞行员，他们懂飞行、有技术、会带教，在刚创立的东北老航校，作为中坚力量，为空军培养了很多雏鹰。

就以开国大典阅兵来说，参加受阅飞行的一共有25位飞行员，要是按照“出身”来算，25人中有16人是从笕桥中央航空学校走出的飞行员（另有2人是地面指挥员）；而这16人里，又有10人，先后在东北老航校任教。

所以，对这些老空军的后代来说，杭州，承载了父辈祖辈们最美好的青春。

    当年是国民党政府第一个驾机起义的

    讲述人刘笑鹏——我的爷爷刘善本

1942年，刘善本和周叔璜的结婚照。 图片由刘笑鹏提供

68年前的10月1日，当17架飞机依次飞过天安门后，有几家在场的外国通讯社，都急急往总部发了电文，意思都差不多——

“中国共产党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这是一次具有跨时代意义的飞行。17架飞机的背后，当年的那些飞行员，还有飞机背后的幕后人员，在那一天，在那个年代，都经历了什么？

我们请这些老空军的后代，来讲述他们的爸爸、爷爷，和开国大典阅兵、和杭州、和笕桥的故事。

9月27日，杭州市档案馆，有一幅“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编队序列图”，17架飞机，分5种机型排列。

指着中间“个头”最大的C-46运输机长机，刘笑鹏说，“我爷爷开的就是这个！”

开国大典上的受阅飞行，谁来飞，有非常严格严谨的安排。参加受阅飞行的25个飞行员，是“三合一”结构——

一部分，是党自己培养的飞行员；一部分，是国民党里的地下党卧底；一部分，是起义的国民党飞行员。

25个飞行员里，起义的有9个。刘笑鹏的爷爷刘善本，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他还是当年国民党政府第一个驾机起义，飞往延安的。

毛主席为他写了一首打油诗：

刘善本，性本善，架着飞机反内战

刘善本，山东人，1935年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三年后毕业，分配到国民党空军八大队。

为了打鬼子才参加空军的刘善本，却一直没有得到上战场的机会，好不容易等到日本投降了，却要打“自己人”。

1946年6月26日，对“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信心满满的蒋介石，公开撕毁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调集30万大军进攻解放区。

也是那一天，经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推荐，刘善本刚刚被任命为蒋介石专机“美龄号”机长，只是任命书下达时，“专机机长”已经不辞而别，飞去了延安。刘善本利用由成都去昆明运输美军移交的通信器材的机会，驾驶一架530号B─24型轰炸机，飞抵延安，成为国民党政府驾机起义第一人。

在那个时候，一个“天之骄子”飞行员驾机起义，影响惊天动地。

到了延安，毛泽东、朱德亲临欢迎大会，毛泽东为他写了一首打油诗：“刘善本，性本善，架着飞机反内战”。朱德还把他请到自己窑洞里做客。

延安给刘善本送上了一份“厚礼”——香烟一条、饼干五包。刘笑鹏说，爷爷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价值观的满足。

“据说，爷爷驾驶着运输机的长机，飞过天安门时，周恩来指着飞机，对毛泽东说，领头的那一架大飞机是刘善本开的。毛主席点头，向空中招手。”

在刘善本之后，国民党空军先后有42架飞机、100多人起义。

单是刘善本原先所在的八大队，从1948年到1954年的七年间，就有俞渤、郝桂桥、陈九英、周作舟等十数人，先后驾机起义。

所以，周恩来生前曾多次称“刘善本同志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

奶奶等了爷爷三年半 营救是周恩来一手安排的

再后来的故事，刘笑鹏说，都是听奶奶周叔璜讲的。

刘善本驾机起义的那一天，出门前特地带上了大女儿刘兰平的照片，而且像是有心事，把平时用不着的东西也带上了。当时是六月天，但他出门带上了毛衣。

奶奶周叔璜说，出了门以后，刘善本又冲着二楼阳台说，“把雨衣扔下来”，拿到雨衣后，说了一句“再见”。

刘善本驾机去了延安，当天就想发表演讲，但是延安考虑到家属还留在上海，不安全，没同意，等了一周以后，才在广播里发表了《赶快退出内战旋涡》的演说，由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

留在上海的周叔璜，一直不知道丈夫刘善本去了哪，一度还听说是飞机撞了山坠毁了，心都碎了。

大概是起义的两三天后，一天半夜，周叔璜突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一个清洁工打扮的人，只听他说：“我告诉你，你家里那位已经到延安去了。”说完，就匆匆离开了。周叔璜说，那一句话，让她听到了希望。

刘善本走后，他在国民党空军的薪水马上就停了。留在上海的周叔璜，带着大女儿，肚子里怀着二女儿，一下子失去经济来源，而且还被软禁了。

奶奶说，以前听爷爷说过，他起义后，尤其是去了东北老航校后，也有人给介绍对象，但爷爷就是不同意，从头到尾就一句话——我还是想和她们团聚。

营救、接济，都是周恩来安排的。

奶奶周叔璜说，当时先后派过很多地下工作者去营救，比如送信的“清洁工”，都约好地方碰头了，结果被特务跟踪，只能放弃。先后几次试图营救，都没有成功。

茅盾也曾装作记者，打着采访的名义去接头，特务反问：“采访为什么不到司令部去？”接着做出抓人的样子。

茅盾察觉到危险，迅速发动汽车离开。特务鸣枪示警，并打电话通知堵截，茅盾机警地将车停在一条小巷子里，把车牌换掉，才得以脱险。

后来，是周恩来请了女英雄施剑翘出马，她因击毙反动军阀孙传芳而闻名于世。

施剑翘当时有个学生，在上海是国民党空军参谋长。施剑翘打电话过去说想让学生开车带着游上海，这位学生说，人实在走不开，派了司机和车子，让施剑翘随意用。

施剑翘就穿着黑色香云纱旗袍，坐着空军参谋长的座驾，直接开到了周叔璜的小楼门口。下车，特务上前询问，施剑翘上去就打了一个耳光，“看清楚了！”说着用手一指车牌，装作来审问的样子，直接上了楼。

奶奶周叔璜说，她开始根本不相信施剑翘，以为是特务来套话，不理她。直到她掏出了刘善本的亲笔信，才激动坏了，知道有救了！

等周叔璜看完，施剑翘马上把信烧掉，然后留下了几根金条、一些钞票，让周叔璜写了个收条，又赶紧写了封短信，还特意问了预产期，说不要怕，会到医院照顾她。

周叔璜生下二女儿刘海平后，施剑翘果然又去了，送了住院费和生活费，还说：“你不用着急，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讲。”。

刘笑鹏说，奶奶一直记得施剑翘，称她“女侠”！

此后，地下工作者经常扮成各种身份，到周叔璜家送接济金。周叔璜说，邮递员经常上门，“刘太太，又有您的汇款。”但后来才知道，老家只汇过一次钱，其它全都是地下工作者送来的。

后来，国共和谈破裂，周恩来在撤离前还挂念着周叔璜一家，在他的建议下，周叔璜带着两个女儿，先回了老家丰都，在老家一直躲到了丰都城解放，又带着孩子赶到哈尔滨，和刘善本会合。

当1950年，周叔璜带着两个女儿赶到哈尔滨，走下火车一家人相拥时，夫妻俩已经分开三年半了。

刘善本历任延安总部航空教员、东北老航校副校长、第一航校校长、华东空军混成四旅副旅长、航空兵某师师长、空军军训部副部长、空军学院副教育长等职。

不管爷爷工作换到哪个城市，奶奶周叔璜都跟着，因为学过药理，周叔璜经常说自己是“药剂师跟着飞行员走”。

刘笑鹏说，奶奶生了7个孩子，他的爸爸是老三，除了老三和四姑都在南京出生以外，其他人都是爷爷飞到哪，就生在了哪个城市，兰州、上海、齐齐哈尔、唐山、北京。

共和国雄鹰 他们在东北创立了全世界最“神奇”的航校

讲述人王兆——我的爸爸王弼

王弼 图片由王兆提供

1946年9月，刘笑鹏的爷爷刘善本奔赴东北老航校，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王兆的父亲——王弼，是东北老航校的政委，也是航校创始人之一。

就是他们，在东北这片土地上，创立了全世界据说最“神奇”的航校，一所用“破铜烂铁”建的航校。

当时，中国共产党一架新飞机都没有，所有飞机都是“捡”来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日本在东北各地留下了很多零件，比如发动机、设备，东北老航校成立了一个 “捡破烂”组织，在东北50多个城市，搜集了120多架飞机、200多台发动机，足足装了120辆马车！

为了“捡破烂”，很多人甚至奉献了生命。

王兆的公公顾光旭和四个战友，“捡破烂”曾误入了日本731部队留下的细菌仓库，当箱子打开时，中了毒。沉默了一小会后，王兆说，公公的一条腿从此残疾，另外有两个战友牺牲。

捡回来的破铜烂铁，缺胳膊缺腿，但都是宝。用马车拉飞机、用自行车打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几架飞机共用一个螺旋桨，并不是笑话，在那个时代确实是这样的。

更“奇”的是，老航校的教官，有很多是日本人。

航校有了，要有飞行教官。当时，来当教官的也是“三合一”结构，既有共产党自己培养的飞行员，也有起义的国民党飞行员，当时就有很多是从杭州笕桥过去的。

当时，刚好收编了一个日本航空训练队，整整300多人，队长叫林弥一郎，有飞行、机务、医疗人员和家属，相当于一个飞行大队该有的他们都有。

当时，抗日战争刚结束没多久，让刚刚战败的日本人，留在中国教中国军人开飞机，他们不愿意。

为了让日本人留下，老航校花了很大力气，教育转化日本人的思想。东北老航校的人都知道一个“传说”，和伍连连的爸爸——“东总”参谋长伍修权有关。

当时，伍修权出面，约林弥一郎谈话。林弥一郎为了试探共产党的诚意，提出想要伍修权别在腰上的一把德国手枪。这把手枪是跟着伍修权走过长征路的，从不离身，可他没有犹豫，拔了出来，递给了林弥一郎。

林弥一郎从此信任东北老航校，带着300人的航空训练队，留在中国做了飞行教官。

另一方面，老航校还要做学员的思想工作。

那时候，很多人都是日本侵略者的受害者，因为日本人才家破人亡，仗才刚打完，就要请敌人当教官？很多人满腔仇恨，根本不愿意。

当时，按照航校教学礼仪，在飞机起飞前，学员要向教官敬礼，向日本教官敬礼，很多学员都不愿意。航校和每个学院反复沟通了很久，大家才慢慢接受。

张志勇说，他的爸爸张建华就是东北老航校第一期学员，是心里别扭了很久，学员里最后一个向日本教官敬礼的。

后来，留在东北老航校的日本教官，教得尽心尽力，也为这些飞行员打下了扎实基础，成为当时最优秀的飞行员。

1949年3月，中央军委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了一批人，组成了军委航空局，常乾坤任局长，王弼任政治委员。同年8月，军委航空局组建第一个飞行中队——南苑飞行中队，担负保卫北平（北京）的任务。就在那一年8月，军委航空局接到了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任务——组织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受阅的任务就落到了南苑飞行中队的身上。

排来排去，最后定了25个飞行员，这些飞行员大部分出自东北老航校，很多还在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学习过，另外还有两人来自新疆盛世才航空队。

修理好的九架P-51战斗机 帅气地飞过天安门上空

讲述人熊晓虹——我的爸爸熊焰

1949年，正在负责修理P-51战斗机的熊焰，抱着刚刚出生不久的熊晓虹。 图片由熊晓虹提供

熊晓虹，68岁，退休前是北京一所中学的老师。

聊天时，刘笑鹏提起来，“开国大典上，9架P-51战斗机，真是帅！”熊晓虹猛地站了起来，眼睛都亮了起来，一脸骄傲，“这9架战斗机，都是我爸爸修的！”

熊晓虹一直都有些遗憾，对爸爸的了解，实在太晚。

家里七个兄弟姐妹，从小到大，大家都知道“爸爸是搞飞机的”，但具体是做什么，爸爸在家里从来都不说。非要问了，爸爸就说“没什么好说的”；再问，就说“保密，不要问了”！

一直到了1980年前后，航空工业部要出一本《航空工业史料》，找到她爸爸熊焰，让他写回忆录。

当时，熊晓虹说她就很好奇，“爸爸做了什么事，要写回忆录的？”

这本书，她一直没有看到。1996年，爸爸熊焰去世；1998年，熊晓虹第一次翻开了回忆录，一页页看过来，她和兄弟姐妹们都有些不敢相信 “我们的爸爸，原来这么了不起！”

熊晓虹说，仔细回想她的小时候，和回忆录里爸爸说的，是能模模糊糊对应上的。

1949年1月，熊晓虹在沈阳出生。当时，她爸爸熊焰，刚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修P-51战斗机。

当时，国民党撤退的时候，在沈阳北陵机场留下了9架P-51战斗机，是当时美国最先进的飞机，但是都损坏了。熊焰接到的任务，就是把它们修好。

“P-51战斗机，国民党都不会修理，你们还会修吗？”

熊焰找到P-51战斗机的图纸，照着图纸，每天在飞机上爬上爬下地研究，带领修理厂的技术员、修理工，花了一个月，修好了一架，从此开创了中国人修理P-51战斗机的先河。

熊晓虹说，这9架修好的P-51战斗机，就像是她的出生礼！

而且，就是熊焰修出来的这9架P-51战斗机，在半年后的开国大典上，帅气地飞过了天安门广场。

而且，当时因为飞机太少，周恩来提议，让飞行速度快的9架P-51战斗机，带队飞在最前头，等过了天安门广场后，提速飞过长安街，到了复兴门，右转弯向北，到了西直门向东，经过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再回头向西，正好赶上飞在最后的通讯机、教练机，第二次通过广场。

所以，广场上的观众，以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影像资料，共有26架次各型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印象里，熊晓虹说，是在1958年，她9岁时，全家人一起搬到了北京，因为爸爸调进北京，负责筹建飞行试验研究机构。

才过了一年多，爸爸又调去了西安，创办中国试飞研究所。因为是在西安的城外，没有学校、没有住所，所以，所有孩子留在北京上学。熊晓虹说，她从小学到初中，印象里都很少见到爸爸。

再后来，1970年，爸爸又去了上海，去主持研制中国第一架大飞机“运十”。

所有的一切，熊晓虹说，她都是从书里看来的。

1996年，爸爸去世后，熊晓虹在家里翻出了很多爸爸珍藏的老照片，有很多都是在杭州拍的。

她很好奇，问家人、查资料，发现爸爸在杭州的又一个故事。

1958年2月，笕桥的歼五飞机，都说出现了“振动”问题，熊焰和苏联“国宝”一级试飞英雄、绰号“鸟人”的谢·尼·阿诺欣，一起到杭州，帮忙解决问题。

就是那一次，熊焰和“鸟人”在钱塘江大桥上留下了合影。

70岁笕桥人周掌瑞的笕桥记忆

机场路刚修好那两年 想认识飞行员的女孩特别多

“一身皮”的帅气飞行员 看到小孩笑嘻嘻打招呼

    1949年1月底，北京南苑机场。合影中的四个飞行员，都是从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出来的。右一为刘善本。 图片由刘笑鹏提供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的“精神标语”

停在笕桥机场的单发动机、单机翼、全金属伏尔梯轻型攻击轰炸机。 图片由杭州市档案馆提供

笕桥，不仅仅是杭州东郊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老小镇，还记录着近现代中国的飞行史。

70岁的周掌瑞说，这一生，都没有离开过笕桥。

周掌瑞生在笕桥。笕桥机场的围栏外是一条机场港，隔着河的另一面，就是他原来的家。

从1931年到1937年，周掌瑞生活的这块区域，叫笕桥中央航空学校，这里培育了5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

最有名的有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和乐以琴，当时被称作“空军的四大金刚”。

高志航更是率队打赢了80年前的著名空战。

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二天，日军18架陆上攻击机开始轰炸中国沿海机场，其中9架飞临杭州笕桥机场上空。

因当时天空乌云密布，能见度极差，日军投弹命中率并不高。

中国空军第4大队发现敌机后，在高志航大队长的率领下，从云层上摸索到云层下，紧咬时机，瞄准开火，首创中国空军抗战中3比0的光辉战绩。

一下子，笕桥名震全国，在杭州的地位比西湖还要高，笕桥的飞行员成了当时杭州姑娘心目中最仰慕的人。

有一首歌叫《西子姑娘》，讲的是西子湖畔一位少女对空军恋人的祝愿，被当时的歌星周璇唱得柔情似水：相思不断笕桥东，几番期待凝望碧天空。一瞥飞鸿云阵动，归程争乘长风。万花丛里接英雄，六桥三竺笼罩凯歌中。

那时候，读航校的飞行员，哪怕放到今天来看，都是如假包换的“高富帅”，有的毕业于顶尖学府，有的是归国华侨，还有的出身名门望族。

但是他们选择了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代战斗机飞行员，牺牲的时候，平均年龄只有23岁。

中央航空学校从在笕桥成立时，门口就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在笕桥的醒村爱国馆，有一张照片，让人难忘——第十二期共47名学员，牺牲的学员头像上都画着白色十字架，一数有30人，还有10位病故。

还有一组数据：八年抗战中，中国空军击落日机592架，重伤及可能击落95架，4321名空军将士以身殉国。

2015年，张钊维导演在纪录片《冲天》中，记录了笕桥航校的学生：“曾经有那么一群年轻人，每一次起飞都可能永别，每一次落地都必须感谢上苍。”

中央航校第十期有位学员林恒，他的父亲叫林长民，他的叔叔叫林觉民，他的一个姐姐叫林徽因。

1941年林恒壮烈殉国，三年后，林徽因给亡弟写下了《哭三弟恒》：“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70岁的周掌瑞，印象中已经没有战火纷飞的岁月，在他的记忆里，笕桥机场多了宁静，少了硝烟和牺牲。

“小时候，每天早上6：15，笕桥吹起床号，我们也跟着起床，趴在窗口，看飞行员上早操；到了晚上9：15，又吹起熄灯号，我们也跟着躺下睡觉。”

周掌瑞说，在他很小的时候，顽皮的孩子会溜到笕桥去逛逛，但大家也都知道“规矩”——铁丝网是界限，不能进。

醒村，是当时的眷村，周掌瑞去过很多趟，“都是黄洋房，毛漂亮，幼儿园、俱乐部、中西餐厅、理发室、浴室，啥都有。”

放了假，飞行员们也会出来，笕桥老街有个供销社，常有人来买块香皂、毛巾。

周掌瑞说，小时候看到飞行员出门，“那真的是神气得不行！”，一身皮，皮夹克、皮裤、皮靴，别说村里人了，哪怕是机场里的地勤都穿不上的，只有飞行员能穿。

地位也高，隔三差五要拉练了，一辆大卡车开出来，飞行员都是车里头坐着的，地勤、后勤要跟在卡车后头，喊着“一二一”地跟着跑。

可是，飞行员都毛有礼貌，看到小孩子都会笑嘻嘻地打个招呼，从来都不凶的。

虽然隔着围墙，笕桥机场却浸润了周边居民的工作和生活。

飞行员的训练没有规律，多的时候一天要起飞个三四十次，闲的时候又大半个月都没有动静。

周掌瑞说，飞机一飞起来，轰隆隆轰隆隆，家里的木头窗子都“嘚嘚嘚”地抖，他就趴在窗口，看着飞机一下飞起，又一下降落。

等到1967年，周掌瑞长成一个20岁的毛头小伙，加入民兵，和村里人一起守卫机场。

那时候，大家都说坏人会来机场搞破坏，要军民共建，全村年轻小伙子都出动了，大家轮班，晚上8点开始，绕着机场转，一直巡逻到早上6点，一周三四次，都是义务巡逻。

再后来，到了1971年，尼克松访华，要搭飞机到杭州来。“哗”一下子，村里能干活的人都出动了，都去笕桥机场帮忙——加固跑道。

一条4公里长的机场跑道，印象中全村去了80多个人，很快就修完了，机场还给大家准备工饭，天天都在机场吃。

跑道修完，又赶着去修机场路。周掌瑞说，那就不是笕桥村一个村的事情了，全杭州来了很多人，他们村领到的任务是修桥，就在机场路上的一个小桥，11月8日开工，当时就叫118工程，大家每天早上天一亮就去，天黑回家，三个月修好。

在周掌瑞的印象里，好像机场路刚修好那两年，里头的飞行员最多，经常一队一队地看到。飞行员多，哎哟，机场大门口转来转去，想认识飞行员的女孩子更多。

“我们村里的女孩子？哈哈，一个没有的！都说自己资格不够，想也不要想了。”周掌瑞说，村里的女孩子见得多了，都知道飞行员谈恋爱哪有那么好谈的？看中了哪个都要找领导去说的。

倒是有不少姑娘，都嫁给了地勤人员，周掌瑞说，他外甥女就嫁了一个，后来跟着老公转业到江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