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根生的传奇人生

1949年1月19日，冯根生小学毕业才四天（旧时学校是寒假毕业的），就穿上祖母新缝的长衫去胡庆余堂当学徒了。祖母送他到店门口，不到五分钟的路，祖母叮咛了再叮咛：“根生啊，本来应该让你读初中的，但家里穷，只能让你学生意了！但穷要穷得有志气，老板给你的钱拿着，别的一分也不能拿。要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多做积德的事，好帮人尽量帮人，千万不可做缺德害人的事。”

就这样，冯根生成了胡庆余堂的学徒。因为解放前胡庆余堂一年只收一个学徒，当年五月杭州解放，传统收徒制取消，冯根生成了胡庆余堂的“关门弟子”，也成了江南药王的最后一个传人。他六十多年的中药生涯也由此开启。

三年学徒，冯根生每天凌晨五点到晚上九点，16个小时专心其中。两千多种药的品相、药性、配伍、功效烂熟于心，丸、散、膏、丹的制用也驾轻就熟。满师后他又站了二年柜台，撮药配制当不在话下，此后又煎药二年，每天三百贴，十多万贴药从他手中出去，当年杭州人都知道冯根生煎的药地道见效。如今，冯根生早年的学徒故事已收进了小学课本。

冯根生就这样开始他的中药人生。1972年7月，杭州市要组建第二中药厂，冯根生出任厂长。

这个厂是一个胡庆余堂的驴皮车间，远离城区，冯根生骑着除了铃儿不会响、其它都会响的28寸永久牌自行车开始创业。说是第二中药厂，只是一座破庙，边上都是坟地。三十六万元总资产，十八万元净资产，没有一分钱现金，他向政府借了五千元发工资，求奶奶告爷爷做点加工业务，那个苦啊！从河坊街家里到桃源岭厂里三十多里路，他每天来回骑车不说，有时刚到厂里又通知开会学习，只好调转破自行车，多的时候一天来回要跑好几趟。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了，春天来了，干劲来了，故事也更多了。

冯根生说，自从工作到现在大大小小的事情经历无数，可说是历经沧桑，“但我从不灰心，因为我太爱中药了，我们家祖孙三代都是胡庆余堂出身，国药不兴，我人生不畅。九十年代初一个外国老板出几百万美元的年薪叫我去搞中药，我拒绝了，因为那是出卖祖宗的。”

冯根生有着使命感，因此他愿意做出头鸟、弄潮儿。改革开放让他的改革思想迸发而出，他的创业史无疑是中国改革大潮中的一个缩影，尽管每走一步都险情环生，但作为改革急先锋的他义无反顾屡做“出头鸟”：

1978年，青春宝抗衰老片虽通过药理检验，但由于相关部门从中作梗，始终未能获得生产批文。冯根生怕错过药品推出最佳时间，毅然决定先投产。这在当时无疑是个大不敬的决定，冯根生和青春宝都是命悬一线，他的“先斩后奏”救了产品救了企业。

1982年，一位清纯少女走进了电视广告，“青春宝”成为第一个投入大手笔广告的保健品，也是第一个采用片剂型的保健品。

1984年，在全国还没有实施厂长负责制之前，他率先在全国试行干部聘任制，全厂员工实行劳动合同制，第一个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

1996年，冯根生的青春宝集团兼并胡庆余堂，史称“儿子吃了老子”，其实是儿子救了老子。成为这个“江南药王”百年老店的新掌门人后，他让奄奄一息的胡庆余堂起死回生，重新擦亮了牌子，从亏损大户扭转成纳税大户。

做“出头鸟”风风雨雨三十多年，他的“破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中药企业，资产从三十六万元增加到近五十个亿，增长一万多倍。从借钱发工资到累计上交国家税收几十个亿，冯根生总爱称自已是“国有企业的保姆”，他什么也拿不走。

2002年，他与鲁冠球、宗庆后首获杭州市政府重奖，各获三百万元奖金。那年他七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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