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认真阅读《竺可桢日记》手稿 记者 许康平 摄

浙大校训“求是”精神的核心是什么？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昨天是浙江大学120岁生日，老校长竺可桢之子竺安先生代表所有亲属向浙大送上了一份珍贵的礼物——《竺可桢日记》全部手稿。

捐赠仪式在浙大紫金港校区纳米楼内隆重举行。竺可桢老校长的近40位亲属出席会议，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浙大常务副校长任少波代表学校接受了竺安先生的捐赠，并向他颁发了捐赠证书。

《竺可桢日记》找到最好归宿

竺可桢1936年起任浙江大学校长。他倡立“求是”校训，并明确提出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

56册《竺可桢日记》整齐地摆放在会场舞台的长桌上，共计900万字，时间跨度从20世纪30年代至竺可桢老校长1974年去世之日。它们大小、厚薄、新旧都不一样，但都记载了竺校长毕生奋斗的历程，是竺校长留下的一份极其珍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遗产，被史学界公认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名人日记之一”。

竺安先生表示，他与浙大有着深厚的渊源，不仅有父亲竺可桢的关系，他自己也是浙大校友。把《竺可桢日记》的手稿捐赠给浙大，正是为这批珍贵史料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2000年开始，为了整理《竺可桢全集》，这些日记被保存在中科院。

13年后，整理工作结束，为这批史料寻找归宿时，竺安便自然地想到了浙江大学。赠送给浙江大学，既能发挥它巨大的文化价值，又能得到很好的保存。

日记的价值完全在于真实

2014年出版的《竺可桢全集》几乎刊登了日记上全部内容。

竺安说，当时出版的要求就是要“求真、求全”。如果有错误，也不用隐去。

“很多传记总是会将这个人的错误删除或者模糊带过，这是不符合求是精神的。”他说，“我父亲在日记里面，曾经表示过，日记的价值完全在于真实，如果不真实，那就一点价值也没有。”

《竺可桢日记》让竺校长的后人有了与他再一次“对话”的机会。

竺可桢之女竺宁女士，分享了日记里的一个故事——

1938年，我的二哥患病，因为医疗条件不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世。

半个多月后，我母亲也去世了。这件事对我们家的打击非常大。

那时候，父亲忙于浙大西迁的工作，从教室到宿舍全由他考察，于是只能匆匆安葬了我二哥和母亲。

没过多久，我们就迁往桂林了。

父亲的难过从未与外人讲过。只是在日记里我们发现，有一次他一个人在深夜号啕痛哭。

“求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浙大常务副校长任少波在会上说：“竺可桢校长是浙江大学的骄傲与自豪，他为浙江大学的办学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1936年，浙江大学内忧外困，竺可桢受命出任校长。从此，带领浙江大学从一所普通大学，穿越抗战硝烟，克服重重艰难，发展崛起成为载誉史册的‘东方剑桥’。竺校长始终处在中国科教事业的第一线，他的一生是近现代中国科教事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求是，这两个大字在所有浙大人心中铭记。

《竺可桢日记》中记录了西迁时期，立“求是”为校训的重要历史事件。1938年，竺可桢提议，经浙大校务会议讨论，正式确定以“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并请国学大师马一浮撰写校歌，阐述校训精义。竺可桢阐述“求是”精神核心：不只是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而是涉及理想、责任、立身处世的要义，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

任少波在会上也感谢了曾经为浙大捐赠的杰出校友以及他们的后人。

2012年，国学大师姜亮夫的女儿、女婿捐赠了1300余件姜亮夫先生遗留的各类手稿、实物史料；

2013年，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的子女捐赠了王老先生“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4年，现代思想家、诗人、书法家马一浮的后人捐赠了193件书法作品、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