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甘沦为日军奴化教育的工具，战火中的浙江大学曾先后辗转江西、贵州等地

    弦歌不辍的杭州战时中等教育，周恩来称是难能可贵的伟大奇迹

    1942年浙西第一临时中学高三第三届毕业合影

    一面是炮声隆隆，一面却是书声琅琅。

    抗日战争爆发，日军铁蹄践踏杭城，正值学龄的青少年不得不四处流亡。就在这样动荡而艰难的岁月里，战时的杭州教育机关不甘沦为日军奴化教育工具，纷纷迁往浙东和省外相对安全地区。难能可贵的是，迁徙中设置战区临时学校，收容失学失业青少年，为他们在烽火岁月中摆下一张“宁静的书桌”，为战时杭州教育保留了火种。

    弦歌不辍的杭州战时中等教育，更被周恩来总理称为“难能可贵的伟大奇迹”。

    浙江现代教育得风气先

    抗战爆发学校纷纷外迁

    《浙江教育史略》中曾写道：“逊清末叶，诏议兴学，吾浙得风气先。”夸赞的就是浙江的教育。当时得风气先的浙江现代教育体系建设成效卓越，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已经涵盖从高等教育到幼稚园，从公立学校到私立教育、从中国学校到洋人学堂各个层面。而杭州作为省会城市，教育尤其发达。

    据统计，1936年时杭州市有公立小学81所、私立小学134所、中学33所、专科以上学校包括国立浙江大学、之江文理学院、省立医药专科学校等多家，更有各类民众教育机关16所。

    然而，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杭州危在旦夕，11月浙江省政府决定迁校、迁医院。例如，国立浙江大学初迁建德，后迁江西吉安、泰和，再迁广西宜山。1940年辗转贵州遵义、青岩、湄潭、永兴。再如省立杭州高级中学1937年11月迁往金华，再迁丽水，1938年与杭州初中、女中等联合成立省立联合中学。

    战时临时学校

    成为杭州青年爱国大舞台

    除了外迁保留教育火种，杭州教育机关还在浙西地区，设置战区临时学校，收容失学失业青少年。比如当时在於潜、孝丰、昌化分别设立了浙西第一、第二、第三临时中学，后来在余杭又增设了浙西第四临时中学，收容流亡学生，为他们在烽火岁月中摆下一张“宁静的书桌”。

    1939年2月，浙西行署以浙西第一区联合战时初中补习学校为基础，收留各地逃难而来的中学师生，组成了“浙西第一临时中学”。

    据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周东华教授介绍，1939年3月24日，周恩来应邀出席浙西临时中学开学典礼，向全体教职员、学生等1500人发表演讲。他说：“这个开学典礼和平常举行的不同，因为这里是最前线，浙中就设立在这前线，这里的学生都是从沦陷区出来的青年，这是一个不平凡学校，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开学典礼！……今天这一开学典礼，充满着战斗的意义，是一个战斗的开学典礼！也就是我们参加这神圣战斗的誓师典礼了。” 4月2日，周恩来在谈到该校时更盛赞：“在此日寇铁蹄蹂躏遍地、炮火连天中，浙西临中乃有如此规模，为国家民族育英才，诚教育界前途之好现象。”

    再如，蕙兰中学在1937年日军进犯杭州时，同样辗转迁徙。“遵令迁往场口，后因富阳沦陷，场口地方危在旦夕，复迁往上海，与杭州之江大学附中，弘道女中、嘉兴秀州中学等校联合办理华东联合中学，继续开课。至1941年12月8日，上海陷于日军之手，属校以贯彻初衷，不甘受敌伪组织管辖，毅然于12月9日停办”。

    周东华教授称这些在上海“孤岛”继续办学的学校成为战时杭州青年展示“爱国的热情和活动的能力”的大舞台，“光射于敌伪环视的孤岛中，引照了无数纯洁的青年，为国家保留了一部分的元素”。

    周恩来评价战时杭州教育：

    难能可贵的伟大奇迹

    周东华教授认为现代教育的一个特质是民族主义教育。早在1909年，一位之江大学毕业生从美国来信，称：“爱国主义是我人生旅途的目标，如果必要，我愿意为我们亲爱而伟大的古老国家牺牲自我。”在弘道女中20周年纪念刊上，类似的爱国宣言亦不少，有一位同学撰文称：“我辈青年是负有多大的责任呵！同学们！快快起来为我们的前途而奋斗，为我们的民族而挣扎吧！”

    对于战时杭州的教育，周恩来在浙西临时中学的演讲中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评价，他说：“浙江为东南文物之邦，今天浙西中学的开学典礼，就给了我们一个事实上的证明：在最前线的天目山竟能集中整千青年受教育训练，这不但东南各省少有，就是全国各省都是难能可贵的伟大奇迹。我们更知道浙江各县的小学不但比战前没有减少，而且比战前还要加多，不但是在前方的炮火声中弦歌之声不绝，而且还在敌人的后方普遍地设立了流动学校和流动文化站。再就书报刊物来说，也能够分布很平均，并不像以前一样，文化的读物只集中在城市，形成偏倚的毛病，这便使得浙江的教育愈普及，文化愈加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