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纪念日前夕 郁达夫故居“风雨茅庐”昨对外开放
“予因爱我国,故之今日而犹不得死……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也绝矣。”
昨天,郁达夫故居“风雨茅庐”正式开放。 本报记者 李震宇 摄
不少市民游客在“风雨茅庐”参观。 本报记者 李震宇 摄
风雨声声入茅庐。位于杭州上城区小营街道大学路场官弄63号的郁达夫杭州故居“风雨茅庐”历经2个多月的修缮,昨天正式敞开尘封已久的大门,迎接八方游客。
这座1935年建成的小楼,70余年来曾作为不同单位的办公用地。而今后,它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第二课堂活动基地,陈列郁达夫的生平事迹、文学著作、书信往来、各界人士的追忆和评述,缅怀和感受一代文学大师的爱国主义情怀。
短暂一生
与杭州结缘
1932年“八一三”事变后,郁达夫为避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于1933年4月举家移居杭州,并着手筹建新家“风雨茅庐”。
新家于“1935年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到1936年的春天完工。”他的妻子王映霞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935年11月19日,郁达夫在日记中说:“场官弄,大约要变成我的永住之地了,因为一所避风雨的茅庐,刚在盖屋栋;不出两月,是要搬进去定住的。住屋三间,书室两间,地虽则小,房屋虽则简陋到了万分,但一经自己所占有,就也觉得分外的可爱……”
郁达夫短暂的一生,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西湖的山山水水,到处是他的痕迹。“十日钱江水急流,满天梅雨压杭州。怪来丝米盘盘贱,我替耕夫织女愁。”
1932年秋天,郁达夫到杭州养病,住在湖滨的沧州旅馆。在《沧州日记》中这样记载:“上翁家山,在老龙井旁喝茶三碗,买龙井茶叶、桑芽等两元,只一小包而已。又上南高峰走了一圈,下来出四眼井,坐黄包车回旅馆,人疲乏极了,但余兴尚未衰也。”
他创作的与杭州有关的游记还有:《临平登山记》、《超山的梅花》、《花坞》、《城里的吴山》、《过富春江》、《皋亭山》、《玉皇山》、《里西湖的一角落》等,足迹遍布杭州的角角落落。
烽烟燃起,他以笔作枪
1936年,郁达夫接到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的来信,请他赴闽就任。1936年2月2日,他从杭州赶赴福州,任省政府参议,开始了在福建两年多的“做官”生涯。这是他一生重大的转折,是他全身心投入抗战的开始。
1938年,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并邀请了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宣传部)厅长,委任郁达夫为第三厅少将设计委员。郁达夫任职后,就以满腔热忱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
1938年4月,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抗战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们抗战必胜的信心。郁达夫奉命代表军委政治部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到前线劳军。
在台儿庄,郁达夫受到了官兵的热烈欢迎,他向台儿庄将士敬献了“还我河山”的锦旗,先后写下了《黄河两岸》、《平汉陇海津浦的一带》和《在警报声里》等战地通讯。
这些作品热情赞颂了爱国军民英勇杀敌的意志,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具有很大的鼓舞力量,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最早涌现出来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之一。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郁达夫是开先河的。
另辟战场,他与敌周旋
1938年秋,中原战局急转直下,各大城市相继失陷,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大肆散布“再战必亡论”,形形色色的“御用走狗”,不时对郁达夫公然攻击和诽谤。
此时,南洋侨商胡文虎和《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电邀他去担任该报文艺编辑。1939年1月9日,郁达夫正式接编了《星洲日报》早版副刊《晨星》和晚版副刊《繁星》,开始了连续三年零两个月的向海外侨胞宣传抗日的战斗生活。
此后,他又接连兼编了四五种刊物,还担任了《星洲日报》的主笔,成为新马文艺界,乃至新闻界的中心人物。
他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撰写了400多篇号召海外华侨团结爱国、支援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政论、杂感和―些其他形式的作品。
1942年2月4日,在新加坡沦陷前夕,郁达夫与胡愈之等共28人渡海到印尼苏门答腊暂居,他改名赵德清,后又化名赵廉。之后,日军强迫郁达夫充任翻译,他想方设法与敌人周旋,保护华侨不被宪兵杀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可就在8月29日晚,郁达夫正在家中与人闲谈,突然有—个印尼青年跑了进来,说有事请他去商量,他连穿着的睡衣与拖鞋也未换,就随着那青年走了,至此失去了下落。
后经证实,因郁达夫在当翻译过程中得知了日军的大量机密,为了避免秘密泄露,日本宪兵将他骗出门后,随即劫持上车,在一个偏僻之处将他活活掐死,当时,他年仅49岁。
但他的爱国主义光辉,就像永远不会泯灭的星星,照耀着世人。他在写给孙荃的书信中说:“予因爱我国,故之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也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