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
富阳纪念郁达夫先生殉难70周年
位于杭州大学路的故居“风雨茅庐”明天开放
郁达夫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郁达夫手书
郁达夫牺牲前在印尼的最后居所 图片由富阳区文联提供
文人郁达夫,殉难于1945年。7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他的家乡富阳,以“抗日英烈”的名义,缅怀他。
他的死因成谜,至今未见骸骨,留下的却是一颗赤子之心。
前天和昨天,知名作家、郁氏家属、东南亚文艺界代表、南行文化人后裔代表等,一起来到郁达夫的故乡富阳,以座谈、参观等形式,纪念郁达夫烈士殉难70周年,追忆这位惟一以作家身份入选且牺牲于海外的爱国烈士。
他们看的、听的、说的,把我们重新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拼凑出一个铁骨铮铮的郁达夫。我们的记录也将从1937年开始。
风格 “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
大学路东面的场官弄,一座白墙黛瓦的宅院刚建不久,因从事进步文化活动,郁达夫离开上海在此落户。
1937年的元旦,寒风萧瑟。敏锐的政治触角让郁达夫对国内的形势作出了准确预测:“1937年,或者是中国的一个转机;1937年,也许是中国的一个濒于绝境的年头。”
百无一用是书生?郁达夫可不是这样想的。1913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就在日记中写道:“……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国即余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
文如其人,他的爱国情操如他的文章一样,辨识度极高。1937年的郁达夫,并没有躲进“风雨茅庐”,他以笔代戈,全身心投入到抗战宣传之中。
1937年10月,郁达夫来到福建,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会,随后编辑出版了《文救周刊》《小民报·救亡文艺》等。
这年冬天,正是郁达夫废寝忘食执笔抗战最紧张的时候,老家富阳沦陷。消息传来:70多岁的母亲,因不愿伺候日军吃喝,躲进了后山。风雨交加中,饿死在山洞。
听闻噩耗,郁达夫几近昏厥。
来不及脱下丧服,他接到了郭沫若的来电。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成立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他电邀郁达夫出任设计委员,进行“笔尖上的抗战”。
1938年,郁达夫辗转浙东、皖南等抗日前线,以一名爱国志士与战地记者的视角,记录下了战争的残酷、中国军民的不屈。
1938年底,他又自福州抵达新加坡,担任新加坡文艺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接手《星洲日报》副刊《晨星》。
“他当年就是新加坡华侨抗日第一人,没有之一,就是第一号人物。”新加坡文艺协会原会长骆明说。
郁达夫还在新加坡成立了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亲自授课宣讲。
“有人说他是‘颓废文人’,他在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上课时问大家‘我颓废吗?’大家都说不是,他便高兴起来。”训练班学员方修回忆说。
从新加坡撤至印尼后,郁达夫还多次帮助当地的爱国抗日志士。“父亲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做通译,帮忙偷偷销毁信件、传递消息……”郁达夫的儿子郁大亚说。
为帮助流亡文化人解决生活问题,郁达夫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开办了“赵豫记酒厂”,自己任老板,招了20来名职工。
他常常暗地吩咐酒厂工人,卖给日本兵的酒里酒精浓度越高越好,“我十分憎恨这帮杀人不眨眼的大魔鬼。我是一介书生,没有勇气和力量去杀死敌人,但我可以用酒精作为武器,使他们慢性麻醉而死。”
风度 “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的存在着……”
除了鼓舞抗战士气,值得敬佩的还有郁达夫的“世界眼光”和“民族胸怀”。
“精诚团结,持久抗战,区区倭寇,何难一鼓荡平?唯战线后之生产问题,战胜后之建设问题,却为我民族目前之最大课题。”——1937年《“九一八”六周年的现在》
“立国在这物质文明进步极速的时代,自然须注重科学……但是人格的修养,精神的健全,是创造物质运用物质的根底……”——1939年《语言与文字》
1939年至1942年间,郁达夫共发表了400多篇支持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文章,针砭时弊、富有远见。
哪怕对待中日关系,郁达夫依然能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国家与国家之间,虽有干戈杀伐的不幸,但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的存在着……”
郁达夫的孙子郁伟说,“祖父带给我的最大精神财富,除了爱国,就是要有宽阔的胸襟和广袤的视野。”
新加坡文艺协会创始人骆明说:“郁达夫所做的都是为人民,对我们今天都能够产生影响。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应该把他列为一个好人,列为一个勇士,列为一个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