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的高碧英奶奶获邀到天安门看阅兵
杭州网 发布时间：2015-08-20 07:07
高致嵩的唯一一张旧照。
日寇铁蹄步步逼近，孤儿寡母一路逃往大后方
南京沦陷后，杭州城眼看着也要渐入敌手。
“还没等到父亲的消息，母亲就带着我和哥哥一路往大后方逃亡。”高碧英说。
高家三口先是辗转到了云南，经过昆明、建水，后来到了贵州遵义。
“在昆明的时候，哥哥染上了疟疾，吃了一种叫‘奎宁’的药，结果一只耳朵聋了，到现在也没能治愈。”她说。
“抵达遵义时，舅舅来看我们，他让我和哥哥出去，单独和母亲说了很多话，然后母亲就哭了，第二天母亲独自在家里烧了很多纸钱。”高碧英说，虽然那时自己还很小，不知道什么是“牺牲”、“为国捐躯”，只是隐约地感觉到父亲没有了。
日寇的铁蹄步步紧逼，甚至没有留给孤儿寡母太多的时间去伤感和追思。母亲带着他们继续往大后方——重庆撤退。
“我年纪小，走不动路，母亲和别人拼了一辆板车，车上放行李，我坐在车上，哥哥和母亲一起推车。”高碧英说。
从贵州到重庆的“黔川线”，山路崎岖，高山险峻，一家人历经艰难。
“逃难的人都想赶紧到大后方，为了不拖累队伍，前方的人一刻也不敢放慢脚步。”高碧英清楚地记得当时在一处山间小道上，她亲眼看见一辆板车上的孩子，因为车速快，不小心坠下悬崖。
“七十多年过去了，那一幕场景在我脑海里反反复复出现，想忘都忘不掉。”高碧英说。
在战争年代，所有人的命运都被时代洪流裹挟，无一例外。所幸，命运对这一家三口还算“照顾”——历经艰辛，他们终于抵达重庆。高碧英记得在登上朝天门码头那一刻，所有人都累得摊倒在一级级的台阶上，尽管此时，刺耳的防空警报响彻上空。
由于舟车劳顿，初到重庆，除了高碧英，母亲和哥哥都生了一场大病。“母亲脖子上一个淋巴结肿成了鸡蛋大小，非常痛苦。当时重庆医疗条件有限，她找了当地一个土郎中，对方说要用刀切开，但不保证可以治愈，而且有危险。”高碧英说，手术前，母亲和一个老乡说，如果出了意外，两个孩子就交给她代为抚养，“其实这相当于托孤。”
“那一刀下去，血肉模糊……”高碧英双眼通红，转过头，不愿再去回想。
“我是在抗战爆发那年出生的，完完整整经历了最艰苦的8年，和我们有着类似遭遇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这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犯下的罪孽。”高碧英说。
颠沛流离之后
更感和平的珍贵
在当时的“陪都”重庆，高碧英过上了一段难得的稳定生活。
“母亲在工厂里纺纱，我上小学。哥哥后来被送到南京念‘抗战遗族学校’，那里专门接收烈士子女就读。”高碧英说。
1947年，随着国民党节节败退，遗族学校迁往台湾，“在那以后，我就与哥哥分开了。”
解放后，高碧英跟随母亲、表姐辗转从扬州回到了杭州。她在杭州联合中学（现杭州第六中学）念书；1963年，她考上了中国人民公安学院，此后被调回杭州工作。
1983年，高碧英终于联系上了哥哥，“哥哥还活着，还成了科学家，母亲喜极而泣。”
1986年3月，高致嵩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去年9月1日，高致嵩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雄和英雄群体名录，纪念碑也被立在了广西岑溪革命烈士陵园中。
1992年，高碧英第一次去台湾，见到了阔别40多年的哥哥，百感交集。
“现在，哥哥每年都会来杭州。”得知自己要去北京参加阅兵式，高碧英还特地给哥哥打去电话，他很高兴。
颠沛流离之后，两位老人更感和平的珍贵。
来源：今日早报 作者：实习生 高涵 记者 李攀 文/摄 编辑：高婷婷
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