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法院发布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白皮书

傅誉君 制图

十四五岁的两个孩子在饿了三天后决定去抢劫；

十六岁的少女在恐惧中诞下新生儿后弃之不管致其死亡；

5至16岁不同年龄的未成年被害人在熟悉的环境被伤害……

这些案件社会揪心，法官也揪心。“未成年人是个特殊群体，由于处于生理发育和心理发展的特殊时期，他们的辨认和控制能力都比较差，容易成为不法侵害的对象，也容易受到不良事物的影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昨天，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0年至2014年《浙江法院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报告》（白皮书）时，该院副院长崔盛钢呼吁，增强全社会保护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共识，共同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问题。

1

对“犯错的孩子”，突出特殊司法保护

小潘多年前随父母到浙江来打工，由于父母忙于生计疏于管教，小潘在社会上结识不少“哥们”，最终演变为一起去公园抢劫。

来浙江打工的小林也有一群这样的“哥们”：去年5月28日凌晨，小林和单某、王某商量好，由单某手持木棍上街抢劫，抢到的只不过是一部价值147元的手机而已。

“未成年人共同犯罪、团伙犯罪较多，近五年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40.7%系共同犯罪。”崔盛钢说，主要是未成年人容易拉帮结派、盲目讲究“兄弟义气”所致。

不过，与成年犯“同罪同判”理念不同，少年审判强调“刑罚个别化”。

“病发在孩子身上，根子在成人社会。”江干法院少年庭庭长许新霞昨天表示，要不余遗力地去教育、感化、挽救引导每一个生命，公正平等地看待孩子的“罪错”。

“未成年人可塑性较强，约95%的未成年犯矫治后回归到正常的人生轨迹。”崔盛钢说，未成年犯重新犯罪率明显低于成年犯重新犯罪率，近五年未成年犯的重新犯罪率约5%，成年犯则为15%。其中，江干区法院的未成年犯经帮扶教育，没有出现一起重新犯罪。

2

冰冷的起诉书外，构建特色审判机制

“浙江异地籍未成年被告人较多，其法定代理人往往无法取得联系，或者法定代理人因种种原因不能、不愿到庭参加诉讼。”崔盛钢说，针对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到庭难的问题，全省法院积极探索，推动建立了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团制度。

江干法院创新推出的“旭日葵花”圆桌法庭，法台是一双充满爱心的双手托举起明天的太阳，穹顶是一朵绽放的向日葵，法庭设计庄严中尽显关怀，肃穆中不失温馨。在这圆桌法庭里，法官已帮助判刑的9个少年犯找到失联家属。

针对这个特殊群体，部分法院建立未成年人案件心理干预制度，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心理测试和辅导，缓解其对庭审的抵触、对抗情绪。

而杭州很多少年庭的法官们，都已经兼备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办案审判的同时，努力用心挽救每一个少年犯。

3

突破异地籍未成年犯缓刑监管难题

从判决书来看，浙江法院近五年判决的未成年被告人非监禁刑（缓刑、管制、单处罚金及免于刑事处罚）适用率在逐年上升。

即便如此，这个数据还是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换句话说，相对其他省份，浙江省内的未成年犯，坐牢的比例还是偏高的。

这与浙江异地籍未成年犯多不无关系。因为要判处非监禁刑，必须先要落实监管帮教场所问题，而异地籍被告人在浙江本地没有缓刑监管接收地，回原籍又无法监管。

崔盛钢说，这几年省高院积极推动，全省各地法院建立起以企业、学校、社区等为平台的多元化异地籍未成年犯帮教基地，既能教育未成年犯，让他们成为社会劳动者，又能大大增强他们与本地籍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平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