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曾在灵隐寺临时伤兵医院救治过抗日将士

    它是“杭铁头”医疗志愿者的见证

    朱德天捐赠的这个红褐色的药箱是皮质的，大小与医院用的急救药箱差不多。

    昨日，1934年出生在杭州龙翔里三弄2号的朱德天（现居上海）老先生告诉钱报记者，他又将一个在抗战时期用过的药箱捐赠给了杭州博物馆，“这是送给抗战胜利70周年的礼物，也是我的小小心意。”

    为什么是“又”呢？去年，他将一块老雷峰塔藏经砖砚义捐给了杭州博物馆；4年前，朱德天捐赠了《断食日记》；上世纪80年代初，朱家还曾捐赠了一段收藏近半个世纪的精忠柏（硅化木）给岳庙——曾被阮元（清代大学士，著作家）收藏。这些珍贵的文物，都是他父亲朱孔阳的收藏。

    朱德天曾说：“我父亲生前说了8个字，所有他收藏的文物，最后都要‘物归原主、物得其所’。”

    这件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旧物，竟然还曾经在灵隐寺待过，它历经千难百劫，曾给多少人带来了新生。

    红褐色的皮质药箱

    密布大大小小的伤痕

    在抗战题材的电视剧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戴着帽子、黑框眼镜的医生，手拿药箱，步履匆匆……

    朱德天捐赠的这个红褐色的药箱是皮质的，大小与医院用的急救药箱差不多。药箱不是很重，对于出诊的医生来说，很方便。药箱遍布长长短短的划痕，还有不少磨损的痕迹。“说明这个药箱可能在抗战时期用了很长的时间，用到的频率也很高。”杭州博物馆工作人员说。

    药箱的正面有老式的锁孔；两侧有精致的锁扣；底部四角各饰一颗铆钉，可以更经得起磨损；箱顶原有手提带，不过目前只剩下固定手提带的小小金属片。

    “药箱是父亲留下的旧物。”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加上抗战8年，药箱也已经在朱家“住”了78年，2015年5月，它出门来杭，朱德天久久抚摸着它们，仿佛见到双亲的面庞。

    收容难民近三万人

    朱孔阳被大家称为恩人

    朱德天的父亲朱孔阳1892年出生在上海松江，是著名的金石书画家和文物鉴赏家，与刘海粟、高络园并称“沪上海陆（络）空（孔）”。自1912年到之江大学上学后，朱孔阳一直在杭州生活，居住在龙翔里一带，每日到青年路上班，他在杭城也比较有名气，延安路和解放路一带大店的店铺招牌，一般都请他和周承德两位先生题写。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大批难民不断向杭州涌来，还有不少伤兵被运送到杭州来。

    时任杭州基督教青年会代总干事、杭州红十字会会长的朱孔阳，马上把“两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为战争服务”。他联系组建了难民收容所，甚至向来“不接受妇女”的青年会也把招待所、健身房、饭厅、办公室都腾了出来，不论男女老少，一律接受，收容了2000多难民。收容所提供食宿衣被，组织医护人员巡回医疗。

    仅仅一个星期时间，朱孔阳就在杭州全城组织起24个大大小小的难民收容所，城站、玉皇山底下、庙里，都有难民。几个月时间里，就先后收容和遣送难民3万多人。

    同时，朱孔阳又联络交通，设法挤出车辆，将难民分批遣送到丽水、东阳、金华和江西等地。战争期间列车经常晚点，朱孔阳听到列车到站的声音，马上向站长打听，车是到哪儿的、有没有空余的车皮，并马上组织难民转移。

    最后一批难民，在1938年5月，由朱孔阳带领回到上海租界，也结束了他在杭州的工作。在最后这批难民中，有九位年轻的护士，她们在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都尽心竭力地工作。为避免敌人沿途的骚扰，她们都化装成男性，混在难民群里，离开杭州。她们都称朱孔阳夫妇为“寄父母”（意为干爹干妈）。

    灵隐寺长廊设临时伤兵医院

    上千名抗战将士曾在这里治疗

    随着战事的扩大，大批伤兵被送来杭州。一时间，各医院伤兵人满为患，必须增加临时伤兵医院。

    这时，朱孔阳想到了灵隐寺。那时，朱孔阳45岁，和64岁的灵隐寺住持却非法师是多年的诗友，当朱孔阳把这个想法告诉却非法师时，法师立马同意。

    他们两人商定，利用灵隐寺的长廊，由庙方筹集苇席、木板等，搭建临时病房，不占庙堂，不影响正常的法事活动。伤兵进驻后，由庙方负责环境卫生和清理医疗废物，并负责开水供应等。朱孔阳则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力发布有关建立临时伤兵医院的消息，并号召广大市民和医护人员大力支持和协助。

    灵隐寺设立临时医院的消息一传开，杭州全城立时沸腾起来。朱德天回忆道，父亲曾说过，那时真的是“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去灵隐有十多里路，全靠步行。可是，一路上可以看到老太太背着米蹒跚向灵隐走去，成群的学生结伴去慰问演出，私立医院的医生、护士带上器械和药物，专门前去支援。朱孔阳曾感动地回忆：“杭州人真是‘杭铁头’啊！”

    这个临时伤兵医院是当时杭州规模最大的，前后接受和治疗了上千名抗日将士。一直到日军1937年12月底侵入杭州城区前夕，把部分不能行动的重伤员安置到几个外国教会医院以后，才全部结束。

    撤走前，朱孔阳仔细检查一遍灵隐寺，发现前来支援的医生留下了3个红色皮质的药箱。“看上去都还可以用，而且城里还有大批难民，这些都不能浪费。”朱孔阳曾这样告诉朱德天。

    1938年5月，朱孔阳回到上海租界时，也把这3个药箱带到了上海。2007年，朱德天捐赠了一个药箱给上海历史博物馆；2013年，有一只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近期，最后一只，到了杭州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