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岁的汪惠林没舍得让自己儿子下船走江。

尽管30多年来，他对眼前这条钱塘江有着无比的热忱和莫名的感激，但在多年收获大江大河之后，他没让儿子继承这份古老而艰辛的职业，而是选择让他留在岸上，做了一名游走于乡间的普通厨师，为各家红白喜事掌勺。

汪惠林还是日复一日地下江，和妻子余爱文，以及一条不到半米宽的独木舟，在装上YAMAHA外挂发动机后，于钱塘江上健步如飞，溯流而上，最远会撒网到浦阳江口，顺流而下，一直会下钩到海宁盐官。

立夏时，是江鲈鱼上市的最好节气，在这之后，刀鱼、鲢鱼、白条会从上游陆续涌来。江鲈鱼通体银白，顺着背鳍划过一串可人的黑色珍珠斑，在清澈的江水中，愈发亮眼。午后时分，余爱文一手拎着一网兜虾，一手端着一脸盆钓钩——更确切说，是盆沿上扎着380多个黑色钓钩的红色脸盆——她稳稳地上船了，汪惠林看到后，用力拉了发动机的引绳，“轰——”的一声，出船了。

下钩是个技术活，光靠一个人不行。余爱文一边串虾，算是鱼饵，一边下钩，而汪惠林任由发动机在船尾轰鸣着发力，自己则站在船头，双手不急不慢摇着船橹，把握着方向。

从闻堰码头到对岸袁浦渡口，江面不算宽阔，大约不到两公里，380多个钓钩，正好可以横跨整个江面。“也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要看时辰的，有时候会很多，有时候一条都没有，”余爱文不无担心今天为时已晚的出船时间，却仍然有条不紊地往江里扔着上了饵的钓钩，这种把钓钩别在圆形脸盆上的江中技艺，是从祖辈那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尽管发明者不详，但体现出的智慧却令人佩服，它可以很好地防止钓线缠绕在一起，又可以以最快速度往江里抛钩——通常时候，汪惠林和余爱文会在凌晨5点左右下船，在两个小时之内，顺流而下，抛下四脸盆差不多1500多枚钓钩，又在日出之后，把这些决定一天收成的沉底钓钩一枚枚拎上来，在收拾完最后一枚钓钩时，他们又回到了闻堰码头附近的江面。

今天的出船行程不算太长，汪惠林看着已是中午，决定暂时只放一盆钓钩，就往回走，“这个点鲈鱼不会太多，早晚涨潮时候才会多。”

相对放钩时的“一扎一扔”， 余爱文收线时的“一拎一扯”，则显得更为从容和快速。这个时候，汪惠林已不再在船头摇橹，而是站在船尾把舵开船，余爱文不时地拎起上钩后翘嘴的江鲈鱼，轻轻把线扯断后，沉甸甸地扔进了船舱，偶有垃圾挂钩时，也顺便把垃圾扔进了船舱，“这几年江水干净多了，鱼也多了起来，打到这些垃圾，我们也会带回去。”

汪惠林朝船舱瞥了眼，“今天还算不错，这么一盆钩子下去，还有10多条鲈鱼。”——算下来，这10多条鲈鱼，靠岸后可以卖到100多块钱，通常还都是买家早早地等在了岸边码头上。

“现在鱼是不少，每年政府都有投放鱼苗，还有休渔期，但捕鱼的人少了，为什么？太辛苦了，大家不愿意干了。”汪惠林抬着头，望着码头，没遮拦的太阳晒得本已黝黑的脸庞发亮。

多年前，汪惠林也知道，在他为儿子选择做厨师时，“渔佬儿”这份古老的职业，已经日渐式微、不被看好，正如汹涌了多年的江面，更愿意承载万吨的铁皮货船凫水过往。不光是汪惠林，即便在整个临江而息的闻堰镇，现在持有捕鱼证的“渔佬儿”，也只有两个人，除了他，还有他的好朋友何吾贤，“不是说这个证有多么金贵，就是大家不愿意干了。”

口头上是这么说，但闻堰镇上这两户最后的“渔佬儿”，每天依旧会在凌晨下船、走江、出渔，在退潮之后等待潮起，在涨潮之后再看潮落。“还能打七八年吧，以后真的弄不动了，就住那边的公寓楼，今年村里刚分给我们的……”汪惠林指了指江南岸的一排高层公寓，临江而建，开阔江面尽收眼底——如果站在那里远眺，“渔佬儿”和他在钱塘江上最后的江湖，从祖辈的喧嚣到自己的落寞，应该会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