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琴在帮儿子弘毅洗澡

这个故事的开头，是前些日子从我同事的朋友那里听说的——

杭州有个老板，自己掏钱办了一个叫“弯湾”的托管中心，里面接收的都是智障孩子，然后每年都要往里面扔进几十万。

我以为，整个故事大致就该是这样的：一位商人，事业成功后想做点慈善。

但采访后才发现，故事远远不是这么简单……

对门的秘密

傍晚，弯湾托管中心里只剩下徐琴和23岁的儿子弘毅——一个重度智障的“孩子”。

面对面坐在饭桌前，徐琴给儿子夹着菜，弘毅也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有时也能给她夹过去。

徐琴说，每每此刻，这种相依为命，让她感觉已是天大的幸福，她很知足了。

“我经常这样宽慰自己，假如弘毅是正常孩子，到这个年龄也早独立了，也许他忙着加班，忙着找女朋友，或是在外地闯天下，一年到头能有几天回家陪妈妈？反倒是现在这样，虽然交流困难，但毕竟天天和我在一起。所以，我也会怕，怕某一天，这种幸福突然就没了。”

吃完晚饭，徐琴帮弘毅穿好鞋袜，领着他上车，回家了。

弘毅喜欢坐在副驾驶座上，那样他可以自己放碟听歌，只要前奏一响，他就能立刻报出歌名，一直听到犯困，才把脑袋慢慢枕在妈妈的手臂上。

徐琴要把弘毅送到他“自己”的家——绿城在九堡的一套精装商品房。

房子是两室一厅，弘毅的卧室，布置得像酒店标准间，两张床，弘毅睡一张，另一张留给陪睡的人——徐琴和阿姨会轮流陪夜。

到家后，徐琴给弘毅切了一盘火龙果；休息一会后，徐琴说要帮他买最爱吃的薯片，把弘毅哄下了楼。

徐琴一直觉得弘毅太胖，缺少锻炼，每晚总要想法让他动起来。

在妈妈引导下，弘毅在小区里慢跑了几圈，满头大汗，开心地在小卖部买了薯片上了楼。

然后，一个23岁的小伙子，在妈妈麻利的手脚下变得赤条条的，徐琴一边给弘毅冲洗，一边和记者聊着天，没有丝毫顾忌和尴尬。

洗完澡，弘毅还有最后一项家庭作业，为了锻炼听说能力，他睡觉前要看几分钟的杭州电视新闻，第二天上课时，他要把电视上看到的故事告诉同学。

晚上8点多，徐琴送记者出门。

看到对门，我有点好奇，问徐琴，邻居会怎样看待弘毅这样的孩子？

一直爽朗大声的徐琴突然压低了自己的声音。

“对门那套是我住的，2008年买的时候，我把这一梯两户全买了。弘毅到现在还不知道，阿姨陪睡的晚上，我就住在他的对面。

“主要是想锻炼他独立生活的能力，减少对我的依赖，但只有阿姨陪他，我又不是很放心，所以想了这么一个办法，如果弘毅晚上有什么状况，我也能及时赶过去。”

徐琴说，这个秘密，弘毅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只愿白发人能送黑发人

小雪是弘毅在杨绫子学校的同学，小时候，父亲带她四处求医问药。

“到后来，退休老军医、中医世家、学贯中西，各种招牌的‘神医’都看过，也吃了无数的‘秘方’。有时候，我们明知道上当也要去看，就是求个心安，尽父母的一份责任。现在，我想明白了，小雪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治好的，连稍微好转一点的可能都没有。”小雪的父亲说。

对绝大多数重度智障孩子来说，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无论怎么训练，他们都不可能和正常人一样，需要一辈子有人牵手、照顾，直到离去。

徐琴说，虽然这个现实她从内心里也早已接受，但她也会和其他家长一样，偶尔幻想弘毅如果是个正常孩子该有多好。

“说实话，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从来没有奢望自己的孩子能恢复到正常人一样，我们只是祈求，在他们的人生过程当中，不要再有痛苦，不要再有病痛，即使到了他们走的那一天，也无病、无痛。”

徐琴说，这样的幻想只是一闪念间，不会长期驻扎在她心里，她必须很现实，生活才能有改变。

“一直没有再生一个小孩，也是为了弘毅。如果我给他生了一个弟弟或者妹妹的话，虽然我的爱不会分散，但我的精力会分散，这对照顾弘毅是很不利的。然后，我觉得对这个弟弟、妹妹也不公平，因为这孩子还没有出世，整个家族包括父母就迫切的有一种责任要往他（她）身上压，从这两方面去考虑，我就没有再要第二个小孩。但是要第二个小孩的家庭，也没有错，毕竟能多一个人照顾弘毅这样的智障孩子也是好的，这只是大家选择的不同，没有对和错。”

徐光海和徐琴认识多年，他的女儿比弘毅大一岁，是弘毅在杨绫子学校的同班同学。

“说句掏心窝的话，孩子的将来我一直在考虑，也一直在想，但想到最后，就是没有出路，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二十几年来，我们跑了无数医院，从医学的角度说，他们没有奇迹。如果你非要孩子像正常人一样的话，那就是痴人说梦。

“所有家长都应该学会面对，包括杨绫子学校的很多学生，训练一两年后，家长想把他们往正规的学校转，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像我女儿、弘毅这样的重度智障孩子，父母注定是要和他们心连着心、手拉着手，微笑着走完人生的。

“我们只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希望孩子走在我们前面，那他是幸福的，我们也会安心，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死不瞑目。”

能走一步算一步；走到白发人送黑发人就是最完美的结局。这是很多重度智障孩子家长的想法。

弘毅6个月大时的老照片

弯湾托管中心的13个孩子有7个来自同一个班级，今天合影，有一位家中有事，没能参加。

49岁的徐琴，中等个子，微微有点发福，剪着一头利落的短发，说话快人快语，聊天时常会被她的笑声打断。

这是我遇到过最没难度的采访，和她接触的几天，徐琴非常耐心，有求必应，有问必答。

弯湾托管中心从成立到今后的发展，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源源不断的投入，这是有进没出的，必须要有个强大的后盾。

说到自己的创业和财富。她一直强调，自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杭州女人，不是什么经商奇才，更不是为了什么宏图伟业，初衷简单到只有一句话：多挣点钱，让弘毅今后生活有点保障。

每一个重度智障孩子的家长都有一个希望，希望自己能长命百岁，希望孩子走在他们前面，这样他们就能一直照顾孩子，直到他无病、无痛地离开这个世界。

这是个非常漫长的煎熬，因为我们这些家长从开始就知道结果，不会有明天会更好，不可能有奇迹发生，你只能无选择地坚持，到最后习惯它，现实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有生之年为他们挣一个保障。

所以你说我现在挣了多少多少钱，是不假，但这真不是我的初衷。我最早只是汽车发动机厂管档案的，如果不是为了儿子，我这样一个女人，怎么可能跑出去创业？

辞职是为了多赚点钱

靠工资养活不了这个儿子

弘毅出事是1991年，当时他只有18个月，不小心摔下床，伤了脑子。

抢救的第一周，他什么知觉都没有。

当时医生就跟我讲，后遗症是不可预测的。我说，哪怕是个植物人我也要救，我想天下每个母亲都是一样的，就是不愿意失去他，哪怕他只能在床上躺着，我也只能看着，但活着就有希望。

整整一个月，弘毅才救回来。一救活，医生就发现了问题，说孩子的眼神不对，眼睛里望出来的东西不像个两岁的小孩，没有活力，也没有灵气。

我当时想，要养这样一个孩子，再靠那点工资肯定不行了。我就跟父母讲，一定要去做点小生意，这样才能保证全家有最基本的生活，有了最基本的生活，我们才可能有精力照顾弘毅。

我辞了职，父亲资助了我2000元，我中午跑去汽车东站卖快餐，晚上再到小区附近卖香烟、汽水和棒冰。就这样做了两年，也蛮好，基本生活保障了，弘毅的医药费也有了着落。

可惜好景不长，弘毅长到4岁，眼睛突然看不见了！

医生当时诊断是皮质盲，是脑外伤压迫视神经引起的——不能恢复的那种。

当时一听，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抱着弘毅冲到医院楼上往下跳。他躺在床上也好，坐在轮椅上也好，我都能够接受。虽然他能力再低，但他毕竟小，我可以教他，带他去认知，带他坐着轮椅去看这个世界。可医生说他再也看不见了，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不是他看不见，是我的世界黑了。

我大概走了一层多的楼梯吧，停了下来，毕竟是一时冲动，我抱着的是一个有体温的、活生生的自己的儿子。

虽然没跳楼，但绝望还是很彻底的，回到家，我就把快餐店和小卖部都转让了，但没想到，几天后，弘毅的视力又恢复了！

这件事到现在我也没从医学上弄明白，应该是老天爷对我们母子俩的关照吧。现在想想，真庆幸没走出那一步，否则我在九泉之下都无法原谅自己。

给工地买钉子为送货学摩托

最后代理了一种胶水

没想到它十几年后做成了行业老大

我开始真正做生意，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后——小店都没了，总要再想条出路去填这无底洞吧。

我先打算去学做生意，跟谁去学呢？那时候我首先能想到的，就是外企，那里的人好像做生意都很厉害。

然后就去翻报纸，看到一家外企在招聘，我什么都不会，就报了勤杂工。但是我这个勤杂工进去是有目的的，我拼命地讨好那些业务员，去给他们复印、打印，给他们泡茶，多多少少跟他们学着做。命运也真蛮眷顾我的，半年后，老总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真正地独当一面。

到现在，我都很感谢这家外企，在那里我学会了思考，打开思维。两年后，我又辞了职，自己干了。

说是自己干，其实什么都不懂，什么路子也没有。

90年代初，不都说建筑和汽车是朝阳产业吗？宣传这么说，我就这么信了，打算只做和这两个行业有关的生意。

我原来管的档案，都是发动机油嘴技术，起码算是和汽车搭边，所以我先做了油嘴生意，所有柴油汽车里的所有油嘴，我这里都有。但后来精力有限，就不做了，只做建筑。

建筑我是完全不懂的，就傻乎乎地跑到一个个工地问，问他们还缺什么？连去哪里买，都是到工地里问出来的。

我后来想，我就是一个抓药的，医生开了个方子，我去把它们抓回来。比如，工地告诉我这个钉子2块钱一斤，哪里能买到，我就去2块钱一斤买来卖给他们，等于说给工地免费服务；时间长了，我才跟商店商量，能不能给我一点跑腿费，一毛两毛的。

为了送货，我学会了开摩托。等单子一单一单大起来之后，我就再问工地里的人，知不知道这些厂家在哪里？不知道，我就看外包装上的厂家地址，然后，我再跑到工厂，和工厂商量，商店给我一毛钱两毛钱的利润，厂家就能给我三毛钱四毛钱。

那个时候没什么思维，就想着能有一点差价赚，真很简单，做到最后，工地上连搞卫生的一块抹布也让我去买，就这样一个工地完了，我再去找下一家。

开始我做得非常杂，像一个小五金店，你只要想得出来的东西我都有，干了好几年后才做减法的，想找一个主流产品。到现在，我的生意只剩下一块，只代理一个品牌的胶水，这种胶水是用在建筑玻璃上的。

这家胶水企业是1996年成立的，当时我拿出所有5万块钱积蓄去做，没想到是撞了大运，我哪里想得到，十几年以后，这家企业成了中国胶水行业的老大！跟着它，我也做出了个隐形冠军——我是这家胶水的浙江代理，最好的时候，我的销售额占了它的五分之一，到现在基本上还能占到十分之一。

从不碰股票期货

但买了10年的房子和商铺

在杭州，另一个和建筑行业搭界的，就是买房子了。

弘毅10岁那年，我离婚了，母亲家房子很小，我只能带着弘毅和自己的外婆一起，挤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我是那时开始考虑买房子的。

当然，那时我还没能力买，但我运气好。我有个邻居，是家知名房产公司的销售老总，他知道我的情况，很同情我，就给我开了一个非常好的绿灯。

我把每个月赚的钱都打进他公司的账户里，这个月赚了5千，我就打5千，这个月赚了1万，我就打1万；一段时间后，我拿着一刀汇款单给他看，说我已经打到你公司这么多钱了，你看看这点钱能给我一套什么样的房子？不管多小，是房子就好。

我就是用这种节流的办法，在2000年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

有了第一套，我就有些底气了。之后每一年，我除了留出必需的流动资金，剩下的钱全拿去买房了。

从2000年到2010年，我整整买了10年房子——钱够买小的，就买小的，后来卖了小的再买大的；为了弘毅，我不能冒一点险，所以像股票、期货这些我从来不碰的。

再后来想想，我既然想做建材生意，商铺总归要一个吧，就也跟买房一样，从小的买起，一点点整合。到2006年，我在新塘路上买了600平米的商铺，当时的价格是一万多一平米。

这些商铺就是我们“弯湾”最强大的后盾，我把差不多一半的商铺租给了银行，当时就给他们讲清“弯湾”的情况，说如果“弯湾”那里的开支涨了，我的商铺租金就要涨价。

有人说我是炒房的，我真的不同意，都是被逼的，我买房的初衷再简单不过了，先是自己没房那肯定要买，后来又想给儿子多一点保障，那就再买一套；像弘毅这样的孩子，每个家庭碰到都会考虑，我们老了，做不动了怎么办？再说，当初有谁能想到房市后来会火成那样？都是后来慢慢整合起来的。

现在能有这么多财富，我真的很感谢弘毅和他的同学，这些智障孩子不光是给了我动力，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

这些孩子因为不懂，所以做事总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我受益最大的就是这一点——想法简单，做法简单，产品越做越少，最后却发现生意越做越大，越来越简单。

我现在有十几个员工，我就安排他们一人一岗，每天只把一件最简单的事情做好。

你是开发票的，那你就只负责开发票，你是接电话的，那你就整天接电话，哪怕你去上厕所，别人帮你接了电话，等你回来以后，电话里交待的事情，还是要你自己去跟进。到现在我都没有一个业务员，真要说有，就是我自己，你把服务做好了，客户自然会帮你传口碑。

一进杨绫子就担心毕业

在徐琴创业的同时，弘毅也到了上学的年龄。

她当然希望儿子能和正常孩子一样，进一个正常的幼儿园，于是求爷爷、告奶奶地把小区周围的幼儿园找了个遍；虽然最后终于有一家答应接收，但弘毅只待了一年就退学了。

徐琴最终明白，弘毅是根本不可能融入正常的孩子当中的，在奢望了一把后，她把弘毅送进了杨绫子学校。

入校前，徐琴带着弘毅去测了一次智商。

“我记得很清楚，测出来只有二十几分，只比白痴好一点。我就求那个医生，我只是想孩子有个去处，如果弘毅进校后真的不适合，我也会面对。那个医生蛮好的，帮弘毅写到了40分。”

儿子终于能入校，徐琴自然开心，但很快就有个问题让她忧虑重重——

弘毅越来越喜欢这个学校，越来越离不开这个环境，但他总有毕业的那一天，离开学校后，弘毅该怎么办？

“从弘毅二三年级开始，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但当时思路不是太清楚，最纯朴的一个想法就是拼命赚钱、存钱，不敢乱花一分一厘，一定要先给他物质保证。”

不光是徐琴，所有智障孩子的家长们都不愿见到毕业的那一天。

“多读一年是一年，很多家长都干过这样的事情，孩子今年没读好，能不能重读一年？或者是九年后，再让孩子们上杨绫子的职高班，那样可以再读3年。像弘毅的班级是重度班，一共7个同学，重度班的孩子是进不了职高的，但学校对他们特别照顾，特意开了一个青年培训班，又让他们多读了两年。”徐琴说。

11年后 还是到了毕业的那一天

2009年，20岁的弘毅在杨绫子学校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两年青年培训班后，终于要毕业了。

那一天，徐琴跑到马路上大哭了一场。

家长们不愿孩子们毕业，是因为他们一旦离开这个特殊的群体环境，智力、能力很可能全面退化。

“他们的感知、语言沟通能力本身就很有限，把他放在家里，接触的事物和人就会大大减少，退化速度非常快。弘毅班上的一个女孩子，毕业时能说能唱，但回乡下老家待了一年多后，连说话都不会了。”

弘毅班上一共7位重度智障学生，大哭后的徐琴不死心，找到这些家长，和他们一个一个地聊，说大家先别散掉，想办法继续在一起。

“平时我和其他家长也有接触，他们了解我的为人；而且，我提出把弘毅他们的退休班主任给请过来，家长们都很高兴地同意了。”

如果徐琴当时没提出这个想法，这些家长又是如何打算的呢？

“我？我真不知道怎么办。走一步算一步吧。”

玉玉（化名）的爸爸说，家里条件不好，他在单位烧锅炉，玉玉妈妈早年下岗，之后也一直没有工作，后来搬到杨绫子学校，陪玉玉上学，贴身照顾她。

小雪（化名）今年25岁，出生时窒息，经过30多小时的吸氧才抢救过来。

“接受小雪这个事实后，我们又去办了准生证，但直到六、七年后，才最终决定生第二个孩子。”

小雪的父母都是萧山某初中的老师，外地人，在杭州没有亲戚。

“我们也是反反复复地犹豫，生怕精力分散，对小雪照顾不够。后来想一想，我们终究有不行的那一天，生第二胎，等妹妹长大照顾姐姐，终究好一点。”

毕业那天，阿平（化名）的爸爸做好的最坏打算是——让阿平留在家里，自己把四季青的服装生意停掉一半。

“现在我的服装店和工厂，将近一半交给阿平姐姐打理了，自己慢慢地退居二线，腾出精力照顾阿平。但等我们百年之后，就只能靠她姐姐了。”

欢欢（化名）今年20岁，温州人，妈妈是环北市场的个体户。

“没想法，一点办法也没有。她毕业的时候，我想能不能给她找个最简单的工作，可看欢欢的反应，这种念头很快打消了。”

琳琳（化名）的爸爸以前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为了照顾孩子，办理了停薪留职。

“家附近也有托管的地方，但我不放心，里面的人太杂，我们不放心。徐琴人很好，也非常负责任，而且都是在一起读书的小孩，这种担心就没了。”

弯湾托管中心的智障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屋子里绕圈走动。摄影 陈中秋

同学重聚 弯湾开张

因为孩子们对老校区有感情，2009年9月，徐琴先在杨绫子老校区租了一间教室。

“开始我这么做，说实话，只是想给弘毅找些玩伴，就把他同班的7个同学召集到一起，请了老师和阿姨照顾他们。”

但在老校区待了3个月后，徐琴放弃了。

“学生们只能吃快餐，12月份，天气很冷，快餐送到已经凉了，我就买了电饭煲，让他们自己淘米做饭。”

也是受到淘米做饭的启发，徐琴觉得再教弘毅他们简单的语文、数学或者凑在一起玩，对他们的帮助已经不大了。

“从年龄上讲，他们其实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成年人该有他们该知道的事情，我觉得教会他们适应现实生活更重要。”

2009年12月，徐琴在钱江四苑租下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三室两厅。

客厅摆了两张大桌子，学生们可以围坐在一起上课；主卧被改造成风雨操场，里面有呼啦圈和一些简单的运动器材；次卧是老师办公室；还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摆了一个落地柜，每个学生有一小格，放一些生活用品。

刚进小区，徐琴最担心的是：居民们接受不了这帮孩子，而且社区能不能同意开办这样的机构，也是个未知数。所以，一开始，她和孩子们都默不作声，只有趁着中午，小区的老人、小孩在家休息，她才悄悄地带孩子们下楼活动一下。

直到2011年5月，弯湾托管中心正式注册，在残联和民政局的沟通下，社区表示支持，徐琴才算安心了。

之所以叫“弯湾”，徐琴说，是受日本教育家升地三郎写的《小，就小了 弯，就弯了》的影响。

给托管中心取名时，徐琴本想就直接叫“弯弯”，但又觉着这么拿了人家的东西不好意思。后来想到他们每天反反复复地教孩子们一点一滴的知识和技能，就给第二个“弯”加了三点，同时也象征着爱的港湾。

努力地教

是为了尽可能少地帮

地方安置妥当，徐琴开始一点一点琢磨怎么教学生。

“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离不开小区的，所以我觉得教室放在小区是有道理的。从进小区门口、学生跟保安打招呼开始，他们就开始上课了，这是学与人打交道；然后，他们必须要学会按门铃，不然就进不了楼道，这是基本技能。”

每天早上，徐琴先开车把弘毅带到学校，然后接上生活老师和其中一名学生去农贸市场——老师要教这名学生买菜，回来后再教他洗菜、做饭。

把老师、学生送到农贸市场后，徐琴去公司处理业务——不送学生回去是故意，学生买完菜后，由老师带着坐公交回去，这也是为了培养他们的一项生活能力。

“学生们8：30上学，第一堂课安排他们说新闻，让他们把看到的、听到的说出来，锻炼他们的语言能力。这些孩子的逻辑能力是很弱的，所以，他们只能一个词、一个词地说，最后，再要求他们用这些词组成一句完整的话。”

如果公司不忙，上午10点多，徐琴会赶回学校，教他们一些日常英语。徐琴说，其实她的英语很烂，上课只是为了让孩子们开心。

“中午，他们吃饭、吃水果，都需要自己拿钱向生活老师买，当然，这个钱也是生活老师给的，也是为了锻炼他们的生活能力。下午，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们会带他们到小区里活动一下，还会安排老师教他们做简单的手工。”

徐琴发现，这些学生的通病是眼睛、心和手不会集中在一个点上，明明是跟你面对面地说话，脑袋却总是歪到一边。为此，她又买了几台笔记本电脑，让他们玩游戏。

“心里想着玩，眼睛盯着屏幕看，手里再捏着鼠标，这样就能三位一体了。”

这些课程，“弯湾”每天都在不断地重复，它更像是一个又一个指令，学生们反反复复地记着。

“这些孩子做事情也好，讲话也好，一遍两遍是不可能学会的，只有重复性的，小步骤的，一点一点让他们接受，这样比较好。有些事情，他们往往在一闪念当中就接受了，但他们学得慢，忘得快，他们的记忆力还是跟常人不同的。

徐琴说，‘弯湾’的核心就是帮助这些学生减少帮助。

“尽管他们需要一辈子的牵手照顾，但我们努力地在教，少帮一点是一点。”

目前最大的愿望是买个农庄

让弘毅们在地里真正地劳作

“弯湾”每年的开销需要二三十万，都是徐琴出资的。

除了弘毅和他杨绫子学校的同班同学，“弯湾”还接收了其他几位智障学生，现在共有13位学生，由5位老师、1位阿姨负责训练、照顾他们，带班老师叫李金凤，是弘毅在杨绫子学校的班主任，2008年退休后被徐琴请来了。

“弯湾以后的发展我也想了，我们的规模最多接收30个智障孩子，这是我的极限，因为我希望弯湾是可以复制的，有能力的家长合起来就可以办一个，这样就能帮到更多的人。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能买下一个农庄，大概30亩左右，孩子们可以在地里真正地劳作，不一定要干多少活，但一定要动起来，现在他们吃了睡，睡了吃，对身体非常不利。农庄我会请工人打理，种出的绿色蔬菜除了给孩子们吃，还可以义卖。对这个农庄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五公里范围内必须有卫生院或者医疗机构，孩子们一旦生病，可以及时送医。”

杭州杨绫子学校，浙江最大的智障儿童学校。可能是它名气太大，我和不少人一样，习惯用“杨绫子”三个字代替其全称，久而久之，便把“学校”两字忘掉了，再提及它，甚至想到的是一个“收容所”的概念——只要送进去就行了。所以采访前，“杨绫子的学生毕业后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从没出现在脑子里。

我去上了杨绫子学校的职高课，看到老师三天课努力地只讲一个动作：菜刀要横放，刀口要朝内。

这种坚持肯定是有成果的，比如学烹饪的倩倩，如今在电器城做了收银，而学花卉盆栽的阿辉，在厨房里被新员工叫做“辉哥”。

从杨绫子学校毕业的学生分两种，一种像倩倩、阿辉这样的轻、中度智障学生，有学校的培训、机构的帮助、社会的宽容，他们是可能独立地适应社会的，而且有些做得远比我们想象的好。

另一种是像弘毅这样的重度智障学生，如果毕业后得不到妥善安置，那基本意味着所有努力一切归零。

轻度智障的孩子努力走向社会

辉哥的工作可以打80分

杨绫子小学因最早设址在杨绫子巷而得名，1984年改为九年一贯制弱智儿童学校，随后改名为杨绫子学校。2006年，学校搬到姚江路上，面积增加到20亩。

作为上城区属公办学校，对辖区内的智障儿童是“零拒绝”，学校现有19个班级，206位学生，包括学前班、小学、初中和职业高中部，4岁到20岁的智障学生都能在这里接受不同层次的教育。

课程上，在初中之前，都是些非常简单的生活语言和算术、体育、手工绘画、运动保健，此外就是像认钞票之类的生活常识。

学校科研主任钱宇浩说，这些课程至少可以帮助学生实现自我适应和家庭适应，学会吃饭、上厕所、与人相处……

“每位家长都有同样一个梦想，希望孩子能够拥有别人一样的生活，这就要求智障学生再进一步，必须掌握一技之长，走向社会、适应社会。”

2000年，学校开办了职业高中部，为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培养一定的职业技能——初中毕业后，学校对学生进行基本能力和工作素养两项内容的评估，结合家长和学生自己的意愿，决定所学专业。

课程分7个主专业：烹饪、烘焙、室内植物养护、客房服务、居家饮食、居家生活、公共清洁；另外还有7个辅专业：洗车、洗衣、装配、手工艺品制作、超市服务、插花和中式面点。

钱宇浩说，每位学生每学期可各选一个作为课程，中低度智障的学生，鼓励多学；重度智障的学生，力求学会最基本的自理技能。

当然，教会学生掌握这些技能是极其艰辛的，在烹饪班，我们看到这样一幕——

学的是切菜丝，但到第三次课上，朱嘉炜老师还在教大家怎么放菜刀，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横着放，刀口朝内，千万要记住，刀口要朝内啊！

“大多数学龄前儿童就能做到的小事，杨绫子高中阶段的学生可能要花上半年，单学会握菜刀就要重复两个月。”丁莉老师说。

这种坚持不懈的反复，是有成效的。事实上，如果社会给予他们更大的宽容、帮助，一些低中度智障学生是可以融入社会的，而且做得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好。

阿辉（化名）在杨绫子职高班学的是花卉盆栽，但他说，自己更拿手的是烧菜。“八九岁的时候，爸爸就教我做饭，我不学，他就拿鞭子抽我。他扔给我两句话：第一，以后爸妈不在了，你要自己做饭吃；第二，学会做饭了，长大要做给老婆吃。”

2009年6月，在残联安排下，阿辉到了一家连锁中餐厅做厨工，负责在操作间煮饭、切菜、储备物料，要是遇到没人磨豆浆，他也得上，一干三年。

餐厅大堂的李经理说，他四个月前接手时，上任经理特意叮嘱他要多照顾一点阿辉，结果到任发现，完全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他工作的认真劲和态度，真不比其他员工差，分内的事绝对能胜任，有些新员工遇到不懂的，还得一口一个‘辉哥、辉哥’地请教他。如果百分制，我可以给他打80分。”

倩倩（化名）是2006年毕业的，这位2002年全国特殊奥运会800米冠军学的是烹饪。她自找的第二份工作是在杭海路上一家建材超市的收发部，干了4年。

“2007年7月进的，第一次签的是一年劳动合同；2008年7月，又签了三年劳动合同，这一年，《劳动合同法》开始施行，再签一次劳动合同，就可以算是终身合同工了。结果2010年7月，当我要签第三次的时候，他们把我辞退了，而我什么也没做错。”

同学知道后，让倩倩去了残联。一星期后，一家电器城找到她，说服务台有个空缺。今年5月，倩倩怀孕了，提出了申请，公司又将她调回离家最近的分店，并安排她做收银工作。

“刚开始也不会，就找人慢慢教我，一个星期下来，大致也就了解了。”倩倩说，她对现在的状况很满意，一个月收入近2000元，基本上同工同酬，自己个头小，也适合做收银、服务台这类的工作。

如果阿辉的父亲还健在，一定万分欣慰，儿子终于给老婆做上了饭。阿辉说，明年2月，他和倩倩的孩子就要出生了。

家长不到万不得已

不愿送重度智障的孩子去托管中心

目前杭州智障人群约有1.6万人，占全市残疾人比重的10%，其中在校培智学生有900多名。

每年9月，都会有近40位新生进入杨绫子学校，而学校的规模决定了必须有一批毕业生要走出校门。这种情况，除滨江和下沙经济开发区以外，杭州其他12个县市区的特校一样存在（杭州市规定，人口在30万以上的区县必须要有培智学校，滨江、下沙人口少，与江干、萧山合作办学）。

杨绫子学校科研主任钱宇浩说，重度智障学生，一旦离开校园这样独特的群体生活环境，很多学生回到家后，家人又疏于康复训练，生存技能会很快退化到原点，甚至会更差，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遇到孩子能力退化，就有家长想让孩子回炉，哪怕是再读三五年，这种心情我们能理解，学校也曾创造条件，比如给极其重度的智障学生办过青培班，但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终究不是个办法。”钱宇浩说，如果学生家长经济条件允许，徐琴的“弯湾”模式，算是一种比较好的出路。

市残联教育就业部部长胡红生说，对智障人士的安置，要把中轻度智障和重度智障区分看待。中轻度智障人群的求职意愿比较高，国家也有规定，每个用人单位必须按照员工数的1.5%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

“智障人群适应慢，我们也尝试了很多办法。比如，企业定期到培智学校给学生做培训，等培训基本合格后，再转到企业里实训，完全掌握技能再就业。”胡部长说，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在税收方面可以享受优惠，比如增值税，每人每年可以减免3.5万，但多种原因，推进难度还是很大，仍以按比例安置为主，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一起吸纳。

这两年，杭州又在探索新的方式安置重度残疾人群，每个街道乡镇都要求建一个工疗站，主城区已经达到全覆盖。

工疗站是日间照料，针对智力和精神残疾，做一些基本的教育培训和康复训练。“这还是很受家庭欢迎的，主要是离家近，白天送到工疗站，下午3点以后接回家，相对比较放心。”胡部长说。

去年9月29日，杭州市残疾人托管中心“杭州仁爱家园”试营业，500张床位，全天候托养，目前入住人数是150多人。

当时“仁爱家园”的入住条件要同时具备以下三项：1.户籍为杭州市主城区且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重度智力、精神残疾人员；2.父母双亡，或本人年龄在60周岁以上，或父母一方年龄在65周岁以上；3.经市残联指定医院确诊无传染病、严重心脏病、严重感染症、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及糖尿病患者。这就把弘毅这样的学生排除在外了。

“仁爱家园从选址、奠基到建成，‘弯湾’的这些家长一直在关注。但那时有入住条件限制，更多是老年人，也看到有精神残疾入住，担心孩子不适应，所以就没有考虑了。”徐琴说。

今年9月，“仁爱家园”入住条件放宽，增加了两类人员：年龄18周岁以上，智力残疾等级一、二级，且单亲或一户多残家庭；年龄30周岁以上，智力残疾等级一、二级。

杭州市残疾人托管中心工作人员说，“仁爱家园”当初成立的初衷，确实是针对重度智障人群的，但后来在普查中发现，很大一部分精神残疾人群也有同样的需求，不能不考虑。

“家庭情感是很难割舍的，很多家庭只有在力不能及的时候，才会把智障孩子送去托管，大多数都想着自己照看，陪在身边。实际上，重度智障人群和精神残疾人群是分开管理的，不会造成生活上的干扰，家长不用担心。”记者 徐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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