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8月，时任中共上海地方兼江浙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徐梅坤肩负着建立和发展地方党组织的重任到杭州开展建党工作。9月，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在皮市巷3号正式成立。党员有于树德、金佛庄、沈干城三名，于树德担任组长。中共杭州小组是浙江第一个党组织，它的诞生使杭州成为全国较早建立党组织的城市之一。

中共杭州小组建立旧址位于皮市巷3号。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因城市建设需要，一大批老房子要拆掉，皮市巷3号这幢老房子也没有保住。1992年，市委在皮市巷3号举行了杭州市首个党团组织成立旧址揭牌仪式，全省第一个党小组、团组织诞生地挂牌确认。纪念碑现位于香溢大酒店的东面墙上。

为生动再现中共杭州小组创建、发展、壮大、最终形成燎原之势的全过程，2010年，上城区委、区政府决定在原址周边修建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省、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指导下，纪念馆于2010年10月正式开始筹建。纪念馆选址上城区方谷园3号。

红巷中孕育出的“红巷精神”

上城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红色资源丰富而多元，红色文化深远而厚重。由小营巷、方谷园、皮市巷构成的小营巷地区“红巷”概念深入人心。

为了更好地弘扬“红巷精神”，杭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把提炼宣传“红巷精神”列入党代会提案，上城区组织广大党员群众开展“红巷精神”征集等活动。经过广泛征集，专家评选，群众认可，“红巷精神”昨天在纪念中共杭州小组成立90周年纪念会上发布。

“红巷精神”：敢为天下先，甘做孺子牛。

在小营巷地区的几条普普通通的小巷，有着浙江省第一个党小组诞生地、浙江省第一个团小组诞生地、毛主席视察过的第一个城市居委会、钱学森故居……这些小巷红色历史碎片，丰富而多元，深远而厚重，特别是在这红巷中孕育出的“红巷精神”， 伴随杭州人民革命和党组织发展的光辉历程，构成了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险阻、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蕴含着极其丰富和博大精深的内涵，“敢为天下先”所代表的开拓创新、勇立潮头精神和“甘做孺子牛”所代表的爱国为民、鞠躬尽瘁精神，就是它最本质的体现。

“敢为天下先”主要体现四层意思：一是在白色恐怖和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徐梅坤、于树德等革命者不怕牺牲，敢于寻求真理，成立了全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开辟了浙江红色新天地；二是钱学森不顾个人安危、冲破重重阻力，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敢于挑起研制“两弹一星”的重担，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具有划时代意义；三是小营人把毛主席视察小营巷卫生工作为动力，高举爱国卫生旗帜，开拓创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果。四是体现了小营地区、上城区、杭州市的广大党员群众先行一步、努力实现“历史第一”和“现实第一”有机结合，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懈追求。

“甘做孺子牛”主要体现四层意思：一是传承了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和科学家爱国为民、不怕牺牲、鞠躬尽瘁的精神；二是反映了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民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三是体现了几代小营人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爱岗敬业，争创全国一流社区服务的品质；四是彰显了当代党员干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忠诚于党、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

“敢为天下先”体现的是做事的决心和魄力；“甘做孺子牛”则体现的是做事的态度和境界。“敢为天下先”和“甘做孺子牛”将爱国与为民、开拓与传承、创新与实干等有机融合，精炼地表述了“红巷精神”的内核。

百岁老人的淡泊人生

在纪念中共杭州小组成立90周年之际，我们分别采访了杭州小组创始人徐梅坤、组长于树德的儿子徐昆明和于传林，现将他们对父辈的回忆刊登在此，借以缅怀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的两位老人。

徐梅坤 ，又名徐行之。1893年8月11日，出生于萧山长山镇富家塔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为生活所迫，6岁起就在钱塘江边打柴，10岁去酱油店当学徒，三年里尝遍做杂役、保姆的苦滋味。16岁进设在杭州扇子巷的浙江省官制印刷局学徒。开始学识字，成为排字工。后来到杭州、绍兴、宁波、无锡、上海等地打工，结交许多工人朋友。由于印刷排字工的特殊性，使他较早接受到辛亥革命后各种新思潮的影响，懂得了要团结工人兄弟一起斗争，并参与组织了浙江印刷公司互助会，创办工人刊物《曲江之潮》，组织工人罢工斗争。

然而现实也使他痛苦地认识到，靠自己和组织部分工人的自发斗争并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每次罢工斗争后他都不得不逃离，他感到迷惘和失落，急迫地希望寻求出路和方向。

1921年冬他因农运失败逃到上海，由于他之前参加工运和农运的事情已被上海报纸介绍，受到了刚刚成立的中共党的领导人的关注，经邵力子介绍与陈独秀见面，陈独秀在听他讲述工运、农运情况后告诉他共产党是帮助穷人的，经陈独秀介绍，徐梅坤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最早的工人党员。

1922年8月，他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书记。9月，他到杭州创建党组织，成立中共杭州小组。1922年秋开始，他又先后投入到绍兴、宁波、南京等地区的建党工作。1923年6月，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三届中央候补委员。1923年到1927年期间，他先后担任上海印刷总工会委员长、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全国印刷总工会委员长等职，领导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参与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作为我党上海和江浙地区的领导成员之一，为我党建党初期的组织建设，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上海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同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徐梅坤在萧山被捕，先后被关押在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和浙江反省院。在长达8年的牢狱生活中，虽然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但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强气节。严守党的秘密，在经受长期镣铐加身等酷刑虐待压力痛苦下决不叛党。

1935年9月，他因病重被保释出狱。改名徐行之。翌年，重回上海，继续投入了我党领导下的进步活动和工人运动。1939年在重庆期间，与周恩来等同志见面，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提议，继续留在党外从事进步工作。

1939-1949年，他辗转上海、福建、重庆、香港，为党筹集资金，掩护和营救了一批被捕的革命同志脱险。特别是他利用私人关系，为阻止浙江省保安司令周岩炸毁杭州军火库以及其他城市建筑，起了重要作用。他还策反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阻止其迫害革命党人和进步民主人士，策动其于我军渡江时起义。

解放后，徐行之同志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参事、监察部参事。1956年2月任国务院参事。

1981年6月8日中央组织部文：“同意徐行之同志重新入党，党龄从徐行之同志1950年11月25日致信党中央要求解决其组织问题之日算起。”

1997年1月17日因病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104岁。国务院参事室在对他的评价中这样写道：徐行之同志一生朴素，淡泊名利；对党忠诚，严于律己；从不居功自傲，从不因自己的困难向组织提要求、要待遇。他关心群众疾苦，总是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他以自己的一生，为后人做出了光辉的表率。

据徐行之儿子徐昆明介绍，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忠诚是其父亲毕生的信仰。在身处党外的时期，他依然以党的利益为自己行动的目标，自觉在党外为党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他依然不顾冲击和个人安危，对一批老同志的历史情况坚持如实诉说，拒绝造反派要他作不利老同志的证词。在几十年岁月中，无论他个人处于什么境地，受到什么不公正的对待，他从没有一句对党的抱怨和不满，从没有表现出一次对党的事业的失望和怀疑，总是那么乐观和坚定。

他没上过任何正规学校，也没有学过系统的理论，然而他却总能坦然面对各种对党的责难。他多次讲，党从成立开始，就是从无数错误、失败、挫折中走过来的。从党成立起，党内就存在特务、叛徒、意志薄弱者和同路人。他说，同路人就是看自己利益比党的事业重要，关键时刻就会不停地责难、抱怨，事实上就是和党分手。他还说，建国前在白区做党员是要掉脑袋的，建国后没有这个危险了，政治风云一来，困难、挫折一来，谁是同路人就考验出来了。有人为了自己，说假话，攻击老同志，也是同路人。

徐昆明说，父亲平时很少对子女说教，更没有政治性的说教，只是要孩子诚实、勤奋，懂得学会区分是非，遇到大事要有自己的观点。生活上也从不娇惯下一代。

沧海中的一滴水

“个人是人类中的一滴水，人类是万物中的一滴水，我只是在历史进程中起到些许作用，和很多牺牲的人比起来，我不算什么······”——于树德

1894年2月27日，于树德出生在（今）天津市静海县唐官屯，一个靠劳动起家后又走向没落的富农兼营工商的大家庭。从小聪明好学的他，上过八年私塾。十五岁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以考试第二名毕业于该校法律本科，并获校费留学日本。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见识了中国农民的落后愚昧，清王朝的腐朽反动，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十七岁上学期间因不满现状参加了“请开国会”运动和辛亥革命滦州起义。

在校期间通过革命活动，他与年长二届的校友李大钊、同学安体诚，以及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周恩来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此后，于树德被李大钊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深深吸引，从而走上革命道路。另一个对于树德产生影响的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系河上肇教授。在日学习期间，于树德经河上肇介绍，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专注产业组合运动，编著了《信用合作经营论》。从而在社会革命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获得科学理论的指导，以后他在这两个方面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宝贵贡献。

1922年1月在李大钊介绍下，于树德代表新中学会去莫斯科，出席了列宁倡议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大会并作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发言。回国后在教书的天津母校，兼课的北京大学等地宣传访苏见闻和马克思主义。同年6月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成为党的早期活动家。同年9月初，受党的委派，于树德参加创建了浙江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担任组长。1923年春，杭州党小组扩改为杭州党支部时任书记。

1923年6月作为杭州党组织代表在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按照这次大会决议，他和李大钊、林伯渠等同志以个人身份跨入国民党，参加孙中山发起的国民党改组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宣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接受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于树德当选国民党一届中央执委。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与李大钊一起被指派为北京执行部执委。1925孙中山病重和逝世期间，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治丧委员会和国民会议促进会工作。和李大钊一道，先后同国民党右派组织“同志俱乐部”、“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6年1月1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他出席大会并就“西山会议派”问题作专门发言，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维护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当选为国民党二届中央执委。1926年在广州参与北伐的准备工作，担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法政教官。7月北伐开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主任。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很快在武汉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于树德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通缉。由于变起仓促，他化装工人，连夜经上海去日本，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回国后潜居上海租界，改名换姓，以编著书籍维持生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与朱子桥北上抗日又到北京，逐渐公开活动。1933年李大钊牺牲，他不顾个人安危参加了为李大钊烈士举行的公葬和立碑活动。解放后他依然年年都带领全家去万安公墓缅怀祭扫先烈。

1937年11月，在西安经与周恩来晤面，周指示他既已公开活动，仍以非党员身份留在国统区工作对党更有利。遵照此指示他继续留在了国统区，并从此自觉地做了一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南京解放后通过李锡九同志向周恩来转达到北京工作的愿望，得到周总理和毛主席的“欢迎北来”口信，1949年5月携全家到达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同年10月21日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一次政务会议任命为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后担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行政定级时被周总理亲自定为七级。

从1954年起他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62年以后他全职调往全国政协工作。

十年文革浩劫中，因周总理保护而没有受到抄家批斗等大的冲击。林彪“四人帮”的各种专案组曾三天两头，共达三百多次到其家中查证党内高层人士解放前在国统区的“叛党活动”，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说违心活，不办害人事。即使个别专案组让他站到椅子上反省也不为所动。在他负责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他不动声色地保护了一批像程思远那样的党外有识之士，他丰富的政治经验，正直的秉性和忠厚长者的形象，受到人们普遍的敬重。

于树德1982年2月18日去世。他是我国合作社事业的开创者之一，留有20余部合作社理论著作。

谈到父亲，于树德的儿子于传林十分惭愧，说父亲一生经历十分丰富传奇，但绝少对家人谈自己的历史与功绩，总是把自己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十分普通的地位，反对家中后代对他歌功颂德。家人也只能从偶尔旁听他和友人交谈以及各种正式资料中对他的生平知其大概。

于树德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教育儿子热爱党，坚决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常讲百年中国现代史雄辩证明，只有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千万不要为名利所惑，要为国家人民多办好事实事。要求孩子一定要学好唯物辩证法，正确认识世界和自己，不断改造世界观。他用瞎子摸象的故事来启发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他常嘱咐儿子要做一个自食其力，有责任感事业心的中国人。

于传林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河北任邱县农村医院工作。父亲病重的两三年里，每次到北京看望，总要陪护在北京医院，看得出来老人十分高兴而且需要儿子。但老人坚持不肯调儿子回京，说广大农民比他更需要医生，他有国家的正部级医疗待遇已经足够了。直到1982年父亲去世也没松口调儿子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