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年龄、经历、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伫立亲人墓前，哀思的底色是相同的心底，那些不曾消逝的容颜

昨天，清明小长假第一天。不出意外，杭州各大公墓都迎来扫墓小高峰。

车多，人多。

南山陵园昨天的人流量约8万多人， 半山公墓6万多人，龙居寺公墓8.5万人，安贤陵园人流量是2.5万人左右。而这些数字，在4日正清明这天预计还会增加。

记者来到南山陵园。对很多老底子杭州人来说，这里是至少一年一次来看看故去亲人的地方，也是深藏着家族记忆、亲人情谊的所在——知名杭州作家王旭烽曾作随笔集《南山陵园》就是一例。

无论年龄、经历、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伫立在亲人墓前的哀思，这情绪的底色应该是相同的，这里有共通的人性，那就是对逝去亲人的缅怀和追忆。

这里少有浓重的悲情和嚎啕，但是在给墓碑做完清洁、摆好各色祭品之后，很多人默默静立，红了眼眶；或者对着墓碑喃喃低语，用这种方式与亲人交流。

正如艾略特的《荒原》所说，“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和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我对养母始终有愧疚，没有让她享过福”

62岁的吴先生坐在一排墓碑边上的一个蓝色塑料凳上，看着爱人拿着一把小刷子，温柔地把墓碑四周一年积累下的细土和青苔仔细扫净。这块2003年重建的墓碑上写着“先父吴松青 母高阿二之墓”。墓碑前供着清明团子、粽子、水果、零食、黄酒等。

“这里是我的养父、养母，他们虽然是普通老百姓，没什么文化，但待人诚心、心好。”说起养父母的善良和对自己的好，吴先生涌出一行老泪。

“当时，养父是运输公司的装卸工，养母是杭州茶厂的，家里条件还可以。我小时候体弱多病，身体严重缺钙，加上肚子里有蛔虫，一开始邻居都说我父母抱了个小棺材回来。但是他们一直对我很好，给我最好的照顾，从没嫌弃我身体不好。”

吴先生记得，自己10多岁时，一次肚子痛，那时坐三轮车太奢侈，父亲就背着他走去儿童医院看病；看好了，又把他从医院背回来。那时家在海月桥，路上要走一两个小时，父亲没有抱怨过一句。

为了给他增加营养，父母还给他买来那个年代很奢侈的荔枝干、红参之类补身体。“那时候一根红参要10多块钱，父亲一个月的工资也就50多元。”

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吴先生调皮，老师经常家访。为了更好地照顾他，母亲主动辞去了工作，这也成为后来吴先生的心病。“我一直对养母有愧疚，她后来高血压、中风，没有吃药、没有治疗过，70岁不到就走了。如果不是为了我辞掉工作，有医保就可以得到好的治疗，也不会去得那么早。”吴先生的声音颤抖了。“那时候我自己也没什么钱，没能力给她治疗。”

后来，吴先生经营汽车修理厂，家里的经济条件慢慢好起来。“我们对父亲照顾得很周到，他活到76岁。2003年我们搬了新房子，也把父母的墓碑重修了。”

“我永远感激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他们给我最大的财富是做人待人要诚心，能够为了别人牺牲自己。我交待我的女儿、女婿，以后如果我来不了了，他们一定要来看看。”

“大前天我还梦见爸爸，笑嘻嘻地看着我”

杨女士是和丈夫彭先生一起来祭扫父母的。彭先生在墓碑旁栽了一株紫红色的满天星，然后把三小杯黄酒洒在墓前。

“爸爸喜欢抽烟，烟忘记带了。”杨女士有点抱歉地说。

说起父母，说起父亲曾经一个人养全家七口人的艰辛，杨女士声音哽咽。

“1955年，我们全家人刚随爸爸来杭州，家里什么也没有。家里有两儿两女，还有一个奶奶，妈妈没有工作，爸爸一个月挣30多块，要养七个人。” 杨女士是家里的老大。

家里艰苦到什么程度？“我和大弟弟读初中，每天放学的时候，就把书包里的书拿出来一夹，然后书包里装满野苋菜带回去。”

日子虽然很艰苦，但是杨女士记忆里父母从来不吵架，就连拌嘴也没有，一直很恩爱。“我爸爸是很开朗的一个人。后来查出得了肺癌，拖了6年，他一天也没有消极、悲观过。他也不许我们跟人吵架，小弟弟小时候跟人吵架，被他教训，他对我们教育很严的。”杨女士说，正是因为爸爸的教育，所以他们一家的两儿两女从不吵架，关系一直很好。

杨女士的一个弟弟和妹妹后来都有不错的发展，也曾带母亲出国旅游，让她享享清福。

“我经常梦见他们。大前天我还梦见爸爸，是他年轻时候的模样，在工厂的车间里，笑嘻嘻地看着我，但是不跟我说话；我还梦见妈妈，她吩咐我做事情。”此时，杨女士眼中流露出的，全是想念。

“今天天气热，给你洗个脸洗个澡”

在一对夫妻墓前，3位女性默默祭扫着。其中一位拿出自备的两瓶水和一块布，开始擦洗墓碑，一边对着墓碑轻声交谈：“今天天气很热，我们来给你洗个脸，洗个澡……”

她们是蒋家三姐妹，一起来祭扫六哥和嫂子，夫妻两位都是水电工程师。

“哥哥完全是没日没夜地工作，完全不在意自己的身体，才会去得那么早……”

蒋家当年有五男五女十个孩子，父母都是教师。长眠于此的蒋滋诚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

“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是，要么不工作，要工作就要全心全意奉献，对得起这份工作。那个年代的人也都是这样。哥哥工作以后，先后参与了新安江、富春江、瓯江等多地的水电建设工程，天天在工地上。后来杭州的中东河治理工程他也参与设计，就天天住在官巷口的工棚里，皮市巷的家里是一次也没有回去过。”蒋女士敬佩中带着埋怨：“过年过节他从来不在家。有一年过年我从北京回来，发现他又不回家过年，还跟他生过气，说他怎么也不多花点时间陪陪父母。”

没日没夜地干活、经常抽烟、熬夜，渐渐损害了他的健康，身体有小病小痛都忍着，发现肺癌时已经是晚期，56岁就去世了。

蒋女士依然记得，哥哥是个多么朴素、善良、乐于助人的人。“他们同事家里有困难，他都经常帮忙，在同事中口碑很好。对父母也很孝顺，工作以后一直按月寄钱回来。他长得很好看，你看他这里的照片，眉清目秀的一个人。”

蒋女士后来出国了，但是每年清明节前都会回来，看看长眠于此的六哥和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