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防止利益冲突的理论与实践专题研讨会暨第四届西湖·廉政论坛专家观点集萃

10月24日至25日，反腐败：防止利益冲突的理论与实践专题研讨会暨第四届西湖·廉政论坛在杭州举行。这是以第四届西湖·廉政论坛为平台，以反腐败：防止利益冲突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反腐倡廉理论研讨与经验交流盛会。论坛的成功举办，为推进防止利益冲突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进一步指明了努力方向。

会议由浙江省纪委、监察厅主办，国家

以项目化管理策略推进风险防控

庄德水（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不仅会把利益冲突当做一个廉政问题，更多是将其作为一种廉政工具，用以分析我们面临的腐败问题，分析可能遇到的一些难点。在当前的研究中，我们要把防止利益冲突与建设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有效衔接起来。

首先是明确制度设计思路，把反腐败政策作为国家的基本体制，在管理过程中也应该注重防腐败制度。特别是对于一些不发达国家，更应该从国家的高度来看待反腐败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反腐败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廉政风险防控的运行。

其次是项目化管理策略。防止风险利益冲突涉及面较多，要采取项目化管理的方式排查可能涉及的一些利益或风险，切实解决反腐倡廉的问题。从效果来说，这样可以阶段性地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毕竟像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等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

第三是实施机制的建构。要细化廉政风险防控措施和防止利益冲突思路，要形成一定的审查机制，包括对公职人员，对决策、对执行，此外还要有一定职权的冻结机制。

最后是理论管理组织建设与伦理指导。很多地方政府都成立了预防腐败局，从事防止利益冲突风险防控工作。希望地方预防腐败局或管理机构找准自己的定位，形成专门管理伦理风险管控的机制。与此同时，应该有一个伦理管理委员会指导公职人员处理相关问题。

将风险管理理念引入预防腐败是一项管理创新

张增田（中国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秘书长）

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有三个条件：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交织与关联、权利行使者谋求不正当利益的意愿、权利行使者拥有以权谋私的机会。因此，防止利益冲突演变为腐败行为的基本思路，应当是阻止这三个条件的形成及其聚合。但是，第一个条件本来就无法阻断，我们只能着眼于对其他两项条件的干预，也就是要降低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意愿，减少其以权谋私的机会。降低意愿主要靠教育，再一个就是减少机会，这是最关键的，是廉政风险防控的重点。基于风险防控、监测与预警，这样腐败空间就可以得到压缩。

廉政风险防控，具有四方面的优势：第一个是综合性优势，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可以有效整合多种路径和方法；第二是可操作性，廉政风险防控管理由各公共部门和机构具体实施，操作过程具有组织和资源保障；第三个是有针对性优势，就是和岗位结合；第四是科学化优势，风险管理理论是科学化的。

利益冲突是公职人员所处公私利益相矛盾的决策情境。在风险管理视角中，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是导致各类腐败行为（危险事件）的危险因素；在由利益冲突向腐败蜕变的过程当中，腐败机会起了决定性的因素；近年来兴起的廉政风险防控管理是将风险管理理念引入预防腐败而发展出的一项管理创新，其着力点正好在防控腐败机会，因而可以有效防止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

治理公权组织利益冲突是遏制腐败的重要途径

柏维春（东北师范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政法学院院长，教授）

利益冲突不仅仅包括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也包括公权组织利益冲突。所谓公权组织利益冲突，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典型的所有执掌公权力的公共组织自身利益与法律规定它们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公权组织利益冲突更具有破坏性，它是与民争利。比如有的部门制订的政策，从价值趋向来看明显不利于弱势群体，显失公共正义。再比如像一些国有企业当中，福利腐败大行其道，屡禁不止。更为严重的是，公权组织的利益冲突，因此成为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重要根源和保护伞。

公权组织冲突不防范，可能导致的腐败更严重。所以我认为，应该双管齐下，尤其是理论界在探讨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同时，也需要对公权组织利益冲突问题进行分析，并且采取与之相对应的防范和治理对策：

首先是宏观方面，通过深化政府体制改革为防止公权组织利益冲突创设前提。要把执政和行政为民从理念和观念层面切换到操作层面，特别是在地方和基层，应该尝试构建一种新型民主体制，让民众享有决定自己命运和腐败者命运的权力。

其次在中观层面，要建立和完善防止公权组织利益冲突的制度体系。强化政务公开制度、实行自由裁量权量化制度、改革审计制度、建立政策绩效评价制度、推行部门问责制度。

最后在微观层面，设计科学合理的防止利益冲突机制。最主要的是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比如建立开放、稳定、制度化的公共政策决策体制，改革信访制度，加强社会组织建设。

以严格的利益冲突管理来强化廉政风险防控

龙太江（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利益冲突是腐败之源，因此防止利益冲突与做好风险防控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应该看到，利益冲突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利益冲突管理，提高利益冲突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以严格的利益冲突管理来强化廉政风险防控。

在全社会特别是全体公职人员中强化防止利益冲突理念。加强对防止利益冲突重要意义及利益冲突管理制度的宣传教育，澄清对利益冲突的模糊认识，使公职人员时时警醒自己的行为是否存在利益冲突的嫌疑。

制定防止利益冲突法，完善利益冲突管理制度。建议有关部门加快防止利益冲突立法进程，尽快出台专门法律，完善利益冲突管理制度，提高防止利益冲突法律化、制度化水平，提高利益冲突管理法规制度的权威性。

加强利益冲突管理机构组织建设。利益冲突管理主要着眼于预防腐败，这与国家预防腐败局的腐败预防职能是一致的，建议把利益冲突管理职能明确授予国家预防腐败局，将其作为利益冲突管理的主管机关。

强化利益冲突管理执法，严格执法。应该把运动式清理整顿变为常态化的严格管理。要调动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及社会团体的监督积极性，强化社会对公职人员利益冲突行为的监督。

分析利益冲突情境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取向偏差

肖云忠（成都理工大学廉政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当前社会利益处在多元化时代，公职人员面临利益冲突几率在成倍增加。利益冲突是一个利益选择情境，腐败就是特定利益冲突情境中的利益取向偏差。利益冲突情境，是指在特定利益结构中进行利益权衡和选择的状态，有三个特点：从存在来看具有客观性，从形成来看具有建构性，从主体来看具有选择性。

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价值创造和占有的欲望被普遍激发，同时也增加了公职人员利益转换的可能性。立足利益冲突情境的视角来观察腐败行为就能把宏观利益结构和微观利益取向结合起来，深刻理解利益结构变迁所塑造的利益场域，看清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和追求方式。受市场和国家力量的双重制约，公共部门及其职员面临利益冲突情境，需正确作出选择。一要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注重利益保护的公正性、法律执行的有效性，以此构建法律层面的利益追求和实现格局，做到正当获利、依法获利。二是完善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市场运行机制，健全企事业单位中的人事权、处罚权和审批权，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杜绝权钱交易，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合理界定公职人员的责任与利益的平衡关系，保证公职人员的收入待遇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处于中上位置，从而使他能够恪尽职守，不谋求不正当利益。四是构建优良的公民文化，尤其要通过领导示范来形成廉洁高尚的社会风气，有助于公民形成正确的荣辱观和利益观，成为抑制不当得利行为的舆论环境。

提升防止政府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监察力

茅铭晨（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研究所所长，教授）

监察力是监察机关作为监察主体，按照监察法对监察机关的职权、对监察对象进行监察的一种能力。根据现有监察机关权限，有权可以进行执法、廉政和效能这些方面的监察，这是监察机关的一种监察能力。这样一种监察力既跟监察权的设定有关，也跟监察权的运行有关，所以就要通过立法设定监察权以及如何运转监察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对我国反腐败和监察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反腐败和监察工作的不断深入，也面临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何提升监察机关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监察力，我认为首先应该赋予监察机关无案因调查权。从必要性看，对政府公职人员的行为重在日常有效的监督。从可行性来看，赋予监察机关无案因监察调查权，并不构成对公职人员的漠视或侵害。从具体运作来看，日常的对公职人员无案因监察调查，可以分为随机的检查调查、定期的检查调查和特别情况下的监察调查。

再一个就是赋予检查机关履行职责所需的足够权力。一是扩大检查机关与履行者的行使权，这点可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议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直接赋予监察机关监察权。监察机关也可以承担起相当于法国的行政法院这样的职能。二是更多地保障检查机关行使检查权的独立性，撤销下级机关要向上级机关做相关汇报的程序性义务，保障下级机关履行职责的独立性。三是取消对监察机关履行监察职责附加的义务。

借鉴国外经验立法实现利益冲突管理法制化

聂资鲁（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廉政研究中心国际反贪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通过分析比较，我们发现当前国外防止利益冲突立法呈现出注重建立起公职人员的从政行为规范体系、立法强调预防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强化利益冲突行为的惩戒机制、形成防止利益冲突的组织保障机制、制订完备的配套实施细则等特点和发展趋势。国际社会通过立法实现利益冲突管理法制化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因此，我们应该结合国情尽快制定《防止利益冲突法》。防止利益冲突立法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在制度设计中，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原则要求，科学谋划，在规范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下功夫。关于总则的设计，应着重考虑立法目的、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定义、利益范围的明确、利益冲突的办公室、基本原则等方面的内容。

关于国家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的设计方面，既要提倡正气，又要严格限制从政行为。一是在国家工作人员中提倡廉政、城市和尽责的正气，主动回避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行为，如果出现利益冲突，以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方式解决。二是制定禁止性规定，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不得借职务之权力、机会或以其他不当方法，为本人和特定关系人谋利益；不得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不得为本人和特定关系人从事营利性活动提供使得和优惠条件等等。关于避免和解决利益冲突的措施和程序的设计，宜贯彻“公职人员私权利有限”的原则，便于监督国家工作人员。此外，还应该加强防止利益冲突法的配套法律法规建设，以及建设公民监督与举报制度、舆论监督机制等。

把管理和防止利益冲突作为预防腐败的前瞻性策略

杜创国（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日本把管理和防止利益冲突作为有效预防腐败前瞻性策略，一般通过道德法制化实现价值引导、注重制度规范约束、着力加强教育培训等来构建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

客观地说，日本在管理和防止利益冲突实践中呈现出腐败的政治家与相对廉洁的公务员并存的现象，政务类公务员政治献金等利益冲突是日本政府亟待解决的重点。但日本领先健全的法制和强大的道德约束实现公务员队伍廉洁的经验，对我国仍有极大启示。

第一是我们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提供制度环境优势。实现政企、政社权利职责之间合理分工与协调，落实行政体系决策—执行—监督“小三分权”，解决好公共行政的公开化、民主化、法制化，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第二是健全防止利益冲突法律制度体系，提高法制的针对性。以利益冲突为核心，制定《防止利益冲突法》，细化《信息公开条例》、出台《行政程序法》等配套法律，实现法制具体化、生活化、程序化。

第三是加强防止利益冲突道德建设，创设廉洁从政文化氛围。适时制定《公务员伦理法》，建立为民服务政府伦理体系；大力开展党风廉政教育，把反腐倡廉思想教育融入干部选拔、管理、使用等各个环节；深化廉政文化教育的形式，加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四是注重事前预防和引导，构建防止利益冲突的保障机制。落实领导干部责任制，逐步推进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和公开，进一步完善兼职和回避制度，构建利益冲突的认识、评价、奖惩体系。

利益冲突是公共社会领域腐败现象的共同根源

卢汉桥（广州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监察学会理事，教授）

在我国社会转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化的界限还不是很清晰的情况下，在工作人员不断受到各种利益诱惑和受到各种利益关系困扰的状态下，一旦有出现权力结构失衡，就可能导致公职人员自律性膨胀，进而引发个人伦理观念和道德素质，就可能导致公职人员在同时追求公利与私立利益过程当中，在公司兼并的认识过程中，进而发生角色错位。所以正因为这样，我们说利益冲突虽然不能直接表现为腐败，但是的确是支持腐败的可能，是私欲、权利、机会等各种可能发生腐败的要素，是我们公共社会领域腐败现象共同的根源。

比如房产领域，实际上在项目规划、工程发包、项目审批工程、工程验收等这些环节以前都有问题。现在如果制定防止利益冲突法，我觉得从国内外的情况来看，应该侧重于公务员或者说公务员个体具体的行为所产生的利益冲突问题，而不是抽象行为；应该把公务人员具体行政行为当中的行为作为重点，从规避这个角度来讨论防止利益冲突的问题，人家是怎么来规避这个问题，我要让它规避不了。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要从减少腐败产生机会这样一个出发点来讨论防止利益冲突。

理顺医疗卫生行业内利益关系及利益冲突

李景平（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三公”领域是我国公共权力比较集中、利益冲突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医疗卫生行业是其中一个重灾区。尽管我们一直把医疗腐败作为“严重侵害老百姓利益”的问题予以严厉打击和治理，但并没有实现有效控制，所以要理顺行业内利益关系及利益冲突，全面查找和合理审定医疗卫生行业“三公”领域廉政风险点，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把利益冲突减到最小，使医疗卫生行业得到有效处置。

对医疗卫生行业利益冲突的治理，一是加强利益冲突的教育，在医疗卫生行业“三公”领域利益冲突的易发多发环节，查找、审定廉政风险点，根据各个风险点的特征对医疗卫生行业的工作者进行如何划界利益冲突或使利益冲突最小化的教育，使广大医疗卫生行业的工作者正确认识防止利益冲突的极端重要问题。二是完善公共资源领域市场配置机制，资产性服务性公共资源和特许的资源，应全部实行市场化配置，从源头上减少利益冲突的发生，从而达到规避廉政的目的，在医疗卫生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强化公开招标、拍卖、挂牌配置方式的主导作用，完善配置流程和网上配制平台，将卫生行业的公共工程建设招投标、政府财政、医疗设备和药品全部变为网上工商配置范围。

增强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有效性

任建明（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实践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标志是中央于1980年制定颁发的有关礼品管理的规定。30年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多项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是制度的有效性不高，制度效果与制度数量抬头巨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制度要素上有缺失或不完整。

所以我建议，要尽快实现申报制度要素完整化。在申报要素上，必须明确个体承担主动申报的义务，不主动申报或不如实申报就要承担责任。另外，应该根据利益冲突行为的类型，对申报时间做出规定。有的事项可以定期申报，但大部分事项必须在行为发生之前申报，包括履行公务上的利益冲突，收受礼品，配偶和子女移居国（境）外等等。公开如何突破是一个难点和关键点。对于承担监督职责的权力机关的授权既要明确也要充分。在这方面，纪检监察机关应当继续发挥专门监督机关的作用。除了专门机关的监督，通过申报公开和提供保护措施，引入群众和媒体监督，真正发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效应，监督效果才能较为充分地体现出来。在问责上，惩处力度必须要加大，并要加强执行力。

全面认识防止公务员利益冲突的制度建设

吴春华（天津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所所长、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防止公务员利益冲突的制度建设，应该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综合规划，整体推进制度建设。要把公务员的伦理建设问题看作一个整体，把行政伦理的核心价值理念的树立、行政伦理的教育和培训、行政伦理操守的规范、行政伦理行为的检验与评估、优良行政伦理行为的激励、行政伦理失范行为的校正与惩戒等整体推进，把行政伦理的法制化、制度化与伦理专责机构的建设统一起来。

二是要扬弃传统，循序推进制度建设。导致公务员利益冲突的重要原因是公私不分、公私界限模糊。而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家国同构、公私一体的历史传统。作为公务员，他需要对人民负责、对公共利益负责，而传统观念又使他给予家人、亲戚、朋友过多的关照。对传统的扬弃、观念的转变，都是一个艰难的、长久的过程，需要我们在完善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中，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

三是要尊重国情，科学推进制度设计。还是从国情出发来做这件事情，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充分考虑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发展程度、既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哪些情况属于利益冲突、哪种情境下收受礼品是属于正常的人际交往等内容，在进行制度设计时要有科学的认定。

从顶层设计系统构建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杜治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未来不论从何种立法层次构建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都不能再将相关规定分散和淹没在其他文件、决定之中，必须统筹兼顾，构建总体框架，以一个统一的文本形式出现，或称《防止利益冲突章程》，或称《防止利益冲突法》。

顶层设计的总体构架，应该主要从利益公开、利益回避和利益处理三个方面着手系统构建防止利益冲突制度。要建立完善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并使其可操作，相应的处罚则必不可少。应该明确违反一项制度或一系列制度的后果，以形成较大的约束力与威慑力。

要以前瞻性为主，以渐进性为辅。就财产申报来说，可以先将副处级及以上级别的公职人员纳入进来，待条件成熟以后再推更大范围。这样既保证了防止利益冲突的前瞻性、稳定性，也兼顾了这一制度的渐进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要注重抽象性与具体性的合理平衡。在利益公开与利益回避等重要问题上，既不能过于抽象，也不能太过具体。太抽象了，让人捉摸不透，无法执行；太具体了，时效性太强，很快会过时。

要让监督真正发挥作用。要及时发现并预防利益冲突，就需要严格的、有效的监督。一方面要权力机关对利益冲突的监督，及早发现，及早预防，如有腐败行为，严惩不贷；另一方面要让群众监督落到实处，政府在加强对包括媒体在内舆论监督方式引导的同时，给予它们在监督方面更大的自由空间，使它们真正发挥监督的实效。

尝试给利益冲突评级

崔会敏（河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教授）

我们不要把利益冲突概念泛化。反腐败这个概念现在虽然比较成熟了，但是还是有好多问题都往里面装，如果利益冲突本身是比腐败概念更宽泛的话，如果把这个概念不确定下来就太宽泛了，就缺乏落脚点。所以我们当前的问题还是要放在利益冲突的识别和确认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在利益冲突的冲突识别和确认上，我们很多东西没有做实。比如说利益冲突具体分类，是和反腐败分类是相套用的，我个人有个观点，并不是所有的利益冲突都会导致腐败，那么也不是说所有的利益冲突都会让我们值得注意。所以，我觉得在利益冲突的识别环节，还要关注我们所说的私人利益。如何防止利益冲突，必须达到公共利益、私人利益的平衡。既然要平衡这个私人利益，就可能要介入到公职人员的生活，这里面会涉及个人的隐私，所以要考虑如何去制定政策，尤其是现在特定关系人涉及亲属子女、近姻亲关系等方面的隐私。

既然不是所有的利益都导致腐败，我们能否把利益冲突作为评级，有一级、二级、三级，就像有廉政风险点一样，一级怎么处理、二级怎么处理、三级怎么处理，甚至有些利益虽然存在但是可以忽略不计。

判定组织化腐败状态的五项原则

毛昭晖（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对于防止利益冲突，我想建立这么一个研究框架，就是说一谈到利益冲突，可以分为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服务、公共组织和公共利益的冲突。公共组织和公共利益的冲突最终产生的结果就是产生组织化腐败。

从利益冲突的强弱程度来说，如果冲突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么我们可以称之为组织化失当，或者说组织化的轻微腐败，如果程度比较严重，就可以说达到了组织化腐败，具体表现为决策腐败、立法腐败、组织不作为、公共财政腐败、用人腐败。怎么来判定一个组织处于一种组织化腐败的状态？我个人认为要遵循这样的原则：第一是正当性原则，也就是说这个组织的行为是否符合合法性要求；第二是比例原则，也就是说这个组织采取的手段能不能实现所要实现的公共目标，即手段和目标之间的比例；第三是隔离墙原则，针对现实生活中主体的双重身份，有没有一个隔离墙把公利和私利隔离开；第四是阳光博弈原则，是否把博弈的全过程放在阳光之下；第五是职责过错推定原则，有无层层追则的机制。

用行政伦理解决利益冲突

王伟（中国行政伦理学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

行政伦理，简单说就是从政道德，早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时就已经提到了。我想强调的是行政伦理与一般伦理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伦理。为什么行政伦理问题可以解决利益冲突呢？马克思讲过，正确理解的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所谓正确理解的利益也是行政伦理的基础，而行政伦理的基础问题就是权力与利益关系，搞清楚利益冲突就明白如何利用公共权力为社会谋取利益，而避免为自己或者小集团谋私利。行政伦理建设搞好了，那么利益冲突就迎刃而解了。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就是对伦理解决利益冲突的一个正面回答。但客观上讲这并不容易，所以恩格斯讲过要防止国家和国家相关利益冲突，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这是防止利益冲突的一个基础抓点，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政党学说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当然也是廉政建设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说到底，就是要树立公仆意识。

制定行政伦理法是一个国际性的大趋势，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有了行政伦理法。行政伦理法制建设，可以形成四个机制：惩治腐败机制（使之不敢腐败）、监督防范机制（使之不能腐败）、公共待遇机制（使之不能腐败）、廉洁自律机制（使之不愿腐败）。

高度重视公共决策利益中的冲突及其治理

陈国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纪检监察研究所所长，教授）

选择最能保障群众利益的方案能够称之为政府选择方案。针对方案的设计、选择、实施、评价等，这里也需要设计一套体制，通过一套有效的程序来制约公共决策过程。

我们知道“一把手”问题很多，一发现都是大问题，但是纪委出台针对“一把手”的已经有措施很多。怎么来控制“一把手”？可以换一个角度，就是“对事不对人”。“一把手”的主要工作是决策，而且容易犯错误的就是在决策方面，所以要把对他的监督变成对决策的监督，这样就“对事不对人”了。如何来控制决策问题？从决策问题的形成、决策方案的制定、决策方案的选择，到决策实施的对待，要有一整套措施对待，但这里一点也不涉及一把手，我觉得以这么一个概念的变化来推动一把手的制约，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动。

所以我们从公共决策的利益冲突的防范，再衍生出对决策权力的制约问题，这个制约本身是一个论责制，就是问责你做得对还是不对，因为执行问题往往依据比较清楚，你执行的本身有依据的，就有可比对的依据。决策本身是有选择的，但是决策恰恰又是我们管理的核心问题，所以如何加强对决策的问责，是我们对一把手监督的核心问题。如果再要有一种评估的话，就对它的合法性、合理性评估。

从防止利益冲突看我国行政公务回避制度的完善

李满春（中南大学法学院廉政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在公务人员当中，如果采取回避制度，应该可以遏制他对公权的制衡或者制约。但是回避制度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防止利益冲突的问题，或者解决一些防止腐败的问题。因为它在不同的一些范围、环境里，可能所取得的效果是不同的。

从立法的角度看行政公务人员回避制度，还需要怎么去完善？在我国，早在《公务员法》之前就有好多条例规定了行政公务人员的回避制度。但这些制度都是分散在一些相关的法律里面，不是很完善，对很多问题不明朗化，对一些问题的界定也不分明。建议未来要建立一个行政法规或者利益冲突法规，这样就能够对有一个专门的刚性的行政公务回避制度。

如果这样的制度被纳入一个比较统一的法规，体现在利益冲突法或是形成程序法，对于违反规定的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处罚？我认为除了一些组织处理，更重要的是法律上面一些的规定，那就是比较严厉的处理。我们讲组织处理也好、法律处理也好，都是一些处理的方式，如果拿到法律上的，这个法律应该最有制约力的。当然，我觉得还应该有余款，以遏制他的私利。

维持公众信心是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管理的根本

袁柏顺（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国际反贪研究所教授）

利益冲突如果作为一种行为，谁是受害者？大家可能会说公共利益受害者，公共利益这个东西很难说的。从这里出发，我觉得利益冲突管理，根本恐怕还不在腐败预防，而在于维持公众的信心，就是对你这个机构、这个职位、这个组织的信心，这才是重要的。

从预防腐败行为到维持信心，之所以这么说，还有一个理由：现代社会是一种信心社会，现代政治是一种信心政治，现代经济是一种信心经济。郭美美事件一发生大家再也不给红十字会捐款了。政府出现了这种事情，公众就对他丧失了信心。我的建议是：

公职人员一定要树立一个明确的公众观念，就是随时注意公众观感，做什么事情始终要有这么一根弦，只要是有规则的东西，就一定有漏洞的，必须注重以价值为基础、以规则为基础并重。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就要把公众观感作为一个评审的准则，纳入规则，为公职人员提供清晰的指引。要鼓励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你稍在一个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稍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就会成为舆论的焦点，上了公众的审判台。

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始终是重要的

顾骏（上海大学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在一个社会里，“利益”概念越是被局限在物质财富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就越容易发生，发生之后，就越难以协调。要跳出这一困境，破解“有限利益”的分配难题，需要以精神价值来超载物质财富。利益和利益冲突应该如何处置，最终还是由个人持有的利益观或价值观来衡量和决定的。所以除了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等极端功利主义乃至唯我主义利益观外，社会生活中存在多种形式的“得奖观”，可以在不同层面上，指导人们妥善处理利益关系，化解“利益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来，反腐倡廉需要突出“利益冲突”及其化解的重要性，但必须注意不能把利益界定得过于狭窄，不能过于简化利益的多种内涵，更不能忽视人们用来判断和取舍利益的价值标准。近年来贪腐案件的上升，既有权力制约的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和完善的原因，也有全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原因，伴随着GDP至上的政绩观盛行，是物质迷信和财富崇拜的大行其道，是一些人在物质财富中的迷失。

这意味着，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始终是重要的，但重要的不只是通常的“遵纪守法”教育，不是简单的“晓以利害”，而应该扩大为一切有助于个人形成对利益及其丰富内涵认知和体悟的教育，从为人的本分到远大的理想，都可以纳入教育范围。

专题一：防止利益冲突与反腐倡廉理论创新

专题二：防止利益冲突的实践与探索

专题三：国（境）外防止利益冲突的经验与启示

专题四：重点领域、重点岗位的防止利益冲突

专题五：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建设

专题六：防止利益冲突与相关学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