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市距离杭州约8500公里；

    波哥大市距离杭州约12000公里；

    吉斯伯恩市距离杭州约9800公里；

    顿涅茨克市距离杭州约7200公里；

    ……

    这些城市离杭州如此遥远。

    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底，杭州市常住人口已突破800万。

    在这个庞大的数字内，约有不到1万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组成。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我们会与他们擦肩而过。

    他们在酒店，微笑着迎接客人；他们在办公室给同事布置任务；他们也许和此时的我一样，在电脑前奋力码字……

    只不过，语言、外表、文化，似乎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一条看不见的沟坎。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却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常年生活在杭州，行走在杭州，感受着杭州，对杭州有着期待。他们是新杭州人，是杭州的一部分，与所有杭州人一起，推动着这座城市走向未来。

    2011年已经过了9天，本报国际部选择采访了9位在杭州的外国人，他们有的初来乍到，有的已生活数年，还有的即将离去。我们记录下了杭州在他们身上烫下的烙印，我们也观察到他们为融入杭州而做出的努力。

    他们对杭州有抱怨，有赞叹，有遗憾，也有欣赏。但他们从未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电影《罗马假日》中公主对记者最后说的那句话：“罗马，当然是罗马。”

    我猜，这也是他们想说的。

    “杭州，当然是杭州！”

爱上杭州 只需要一星期

初到

采访对象：塞巴斯蒂安·常

年龄：29岁

国籍：哥伦比亚 波哥大市

距离杭州：约12000公里

目前职业：半个外科医生，半个中医博士

塞巴斯蒂安·常，是一个又高又帅的哥伦比亚籍混血儿，爷爷是香港人，奶奶是黎巴嫩人，父亲和母亲是哥伦比亚人。

他不会讲中文，只会讲西班牙语和英语，但他说自己从娘胎里开始就接触了中医和风水等中国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在波哥大开着一家中医馆，已经有30多年了。

塞巴斯蒂安去过20多个国家上百个城市，比如美国纽约、加拿大温哥华、希腊雅典、南美和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国家。去年9月份，他来到中国，去过了香港、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深圳等城市。在上海当了一段时间外科医生之后，他最终选择了停留在杭州，攻读浙江中医药大学的博士学位。

他原来只打算在中国待3年，但在杭州生活仅仅一个星期后，他就彻底改变了主意。他希望能学好中文，长期在杭州生活下去。目前看来，他最可能会先待上5年再说。

一座好风水的城市

“刚到杭州，我就发现自己莫名地喜欢这个地方。后来想了一想，原来是杭州的‘风水好’”。塞巴斯蒂安说，“可以用四种动物来概括杭州的‘风水’：龟、虎、龙、凤。

“龟是指杭州背靠群山，有天然的屏障，象征安全和稳固。

“右边是虎，是许多的企业和商业中心，象征着力量和活力。

“左边是龙，因为那里有蜿蜒的水系，象征着想象力和梦想。

“而正前方是杭州特有的西湖。这个太好了。我觉得西湖就是一只凤凰，象征自由和创造力。”

杭州“很典雅、很宁静”

在杭州生活了3个月，塞巴斯蒂安说自己跟杭州融合得非常好：“我很喜欢和杭州人在一起，他们对我很友善。现在每一件事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所以，我对什么都特别感兴趣。”

他觉得这里不仅现代、时尚，同时又“很典雅、很宁静”。

“这里像中国其他大都市一样，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一切。比如，各种流行时装和国际品牌。”塞巴斯蒂安说，“但是，上海、北京的人太匆忙了，他们眼神里带着很强的侵略性。杭州的生活就舒服多了，环境这么漂亮，生活节奏也没那么快。”

“对传统文化，应该发自内心地珍爱”

塞巴斯蒂安在这几个月里集中游览了中国的著名文化名城，他觉得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保护还是不够好。

“到了上海，几乎全都是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就跟到了美国纽约似的。这不是中国。”他说，“中国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对传统文化破坏的速度也太快了。假设欧洲的传统文化消失要经历100年，那么，依照中国现在的速度，只要20年。

“杭州比起其他的地方，可能会稍微好一点。我看见很多古迹和寺庙都被保护起来。但是，我觉得这不仅是出于吸引游客的考虑，更应该是对本国传统文化发自内心地珍爱。”

（见习记者 林碧波）

在江边慢跑的感觉很棒

约翰在野生动物园

采访对象：约翰-伯顿·波帕尔

年龄：30岁

国籍：英国

距离杭州：约9300公里

目前职业：外教

英国小伙子约翰-伯顿·波帕尔，1998年高中毕业。之后，他决定先给自己放一年假，再去伯明翰大学攻读经济学学士。当时，他加入了一个在世界各地支教的志愿者组织。约翰被安排到了中国福建武夷山，教了5个月的书，接着，他还跟三个朋友一起花了两个月游历中国。

这改变了约翰的一生，“那7个月后，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国家”。约翰回国后，没有去伯明翰大学念经济学，而是转到利兹大学专修汉语学士。在利兹大学，约翰邂逅了他的中国妻子。

如今，约翰和妻子待在杭州，已有3年半。

喜欢在钱塘江畔慢跑

2003年大学毕业后，约翰决定重返中国，原因有三：第一，他相信中国机会更多；第二，他想继续提高中文水平；第三，约翰喜欢居住在中国的感觉。

在约翰眼里，中国是一个活力四射，既热闹又美丽的国度；而这里的人，又非常热情非常友好，他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在中国，你总能看到许多人，总有许多饭馆开着门，总有许多事可以做，我就喜欢这股热闹劲”。

约翰很喜欢跑步。他家住在钱塘江畔，他最喜欢的慢跑路线是，先跑到四桥，过桥，然后沿着江边跑到一桥，再过桥回家。他说：“跑在江边，享受身边的风景，感觉很舒服，特别是当太阳在六和塔后缓缓落下时，感觉太棒了。”

杭州义工

约翰还有个爱好，就是做义工。

约翰在杭州参加过一些义工活动，给小孩们上过一点英文课。让约翰记忆犹新的是，当年他们还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年圣诞节前，一群老外（当然包括约翰）张罗着，为一所民工子女学校的孩子们，组织了一场盛大的圣诞派对。

约翰一直打算加入杭州志愿者协会，但迄今为止，都未能参加协会每月为新聘人员举行的培训，因为周末是他最忙的时候，课表总是排得满满的。2011年新年前夜，约翰和太太在万象城广场参加新年倒计时活动。约翰说，新的一年，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参加培训，正式成为杭州志愿者协会的一员，有空还要接一些翻译义工的活。

（记者 刘益梅）

一对新西兰夫妇面对的挑战

约翰

梅普

约翰·卡斯坦森是杭州外国语学校的外教，他和妻子梅普·卡斯坦森，来自新西兰吉斯伯恩市的一个小镇。去年2月,夫妇俩来到杭州。

新西兰总人口约450万，而杭州一个城市，人口就超过800万。如约翰所说，杭州老外不是太多，也没有多少人会说英语，所以，卡斯坦森夫妇在杭州会面临一些挑战。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对夫妇尽管万般恩爱，但对杭州这座城市的态度却迥然不同。说起杭城，约翰是一连串的抱怨；而梅普，却是满心的欢喜。

约翰的抱怨

没想到医院厕所这么脏

约翰在杭州患过一次肠胃炎和腹泻，他说：“这似乎是所有外国人来到中国生活必经的‘成人仪式’。”

说起在杭州就医的经历，约翰连连摇头，感慨地说：“这实在是大不同！”在新西兰，约翰若是病了，会跟家庭医生预约，然后去诊室做私人咨询。而在杭州，到了医院得先挂号，然后坐下来慢慢等，“很像我在新西兰叫中餐外卖”。

约翰说：“看病过程也很公开。看病时，其他病人在身后排队，在医生背后翘首观望，他们非常认真地关注我和医生的对话。我乖乖地拿着塑料杯，到医院厕所装粪便样品。我以前见过蹲厕，但令我震惊的是，医院的厕所和外边的厕所一样脏，没有肥皂，也没有手巾。不过，这里的效率真高。我抽了血，当场就可以化验了。我看着自己的样本被放到显微镜下检查，不像在新西兰，样本要送到很远的实验室，几天后才有结果。”

一大清早听到结婚礼炮声

杭州是个相当嘈杂的地方。工地无处不在，新的公寓楼拔地而起，“我家隔壁就有工地在施工，”约翰说，“还有，我们大楼的纯钢安全门关闭的时候，回音能让整栋大楼听见。不过，我非常欣慰，我们的安全门的确非常安全。”

约翰还说，杭州车很多，杭州人似乎也习惯了汽车的喇叭声。最让约翰受不了的是，杭州人貌似喜欢放烟花，特别是爆竹。周六难得有个懒觉可以睡，有时却在大清早就接连听到结婚的礼炮声。

梅普的欢喜

每天早晨在鸟鸣声中醒来

与丈夫相反，梅普对杭城的抱怨很少。

梅普和约翰家住留下。梅普说那里空气清新，可以看见很多山，很多鸟。而且，她还惊喜地发现，家附近的西溪湿地，提供了一个非常适合鸟类和水生生物生活的场所。

“每天早晨，就像在新西兰的家里一样，我在鸟鸣声中醒来。雨后，我还能在晚上听到青蛙的叫声。从我家阳台望出去，景观太美了，雄伟的山脉，环绕着整座杭城。”梅普说。

梅普也喜欢杭州的绿化。她说，这里几乎每条街道，都是绿树成荫，到处都能见到花花草草。

“在这里，我一点也不想念我家里（新西兰）的花园。”梅普说，“在这里，我可以随着季节的变化，观看各式各样的花落花开。”

出门包里塞本英汉词典

梅普来杭州以后，一直努力学汉语。最近，梅普又专门请来家教，每周一次，一次两小时。

每次出门购物会友，梅普都会往包里塞一本英汉词典，有需要时，就拿出来翻一翻。梅普说，杭州人特别友好，对她超有耐心，所以，梅普觉得，她在杭州的生活，几乎没啥障碍。她喜欢住在这里。

梅普也喜欢西湖，她说去年初秋的一个周日下午，她和约翰先在湖上划船，接着在湖边漫步，看到一溜人在西湖边唱歌、跳舞，好不惬意。

梅普更喜欢在杭州购物。河坊街、万象城、丝绸市场、南宋御街都是梅普时常光顾的地方。

不过，梅普说，她一来杭州，就注意到一个大问题，“不管到哪里，人的密度和数量都大得惊人”。（记者 刘益梅）

采访对象：卡斯坦森夫妇

年龄：61岁（男） 59岁（女）

国籍：新西兰 吉斯伯恩市

距离杭州：约9800公里

目前职业：外教

变得太快了 我有点不适应

铃木弘近

融合

采访对象：铃木弘近

年龄：36岁

国籍：日本 御殿场市

距离杭州：约1800公里

目前职业：某日资汽车零部件制造公司管理部部长

3年前的某一天，来自日本静冈县御殿场市的铃木弘近踏上了杭州的土地。根据公司总部的规定，他将为杭州的分公司服务5年，这也意味着他需要和杭州相处5年。

来杭州之前，他曾经做过一番小调查，靠着少得可怜的日语资料，对这座陌生的城市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不过，来到杭州后，他才意识到，除了西湖，自己的调查和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活力四射之城

铃木的老家御殿场市在富士山东麓，远离喧嚣的东京都，和御殿场市相比，杭州太热闹了。

“在杭州待上一段时间后，就能明显感受到一种活力，一股蓬勃向上的力量。”在铃木看来，正是这股无形而又巨大的力量推动着这座城市快速发展，“变化太快了。就拿浣纱路上的人行天桥来说吧，它几乎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不可思议”。

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期，所以今天杭州的剧变，对日本人来说，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人均收入也飞快增长。反观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物价也在上涨，但人均收入没有跟上这个节奏，也就是说，老百姓似乎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日本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到达某个点之后，迅速形成泡沫，导致经济长时间停滞，乃至下滑。而中国不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它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走。这种稳健的步伐会让中国避免步日本的后尘。”

铃木缓缓地说着，似乎把杭州当做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缩影。

铃木的忧虑

铃木住在仁和路上，这里离吴山夜市很近，吃完晚饭，如果还有精力，他总会去那里逛逛。

仁和路、岳王路两边有许多小商店。在这一带生活时间长了，铃木和其中的一些小店也熟悉起来，而当这些小店突然消失，他心里会感到一丝遗憾：“很熟悉的一家店面，没准一晚上就换了人家，一会儿是水果店，一会儿又成了杂货铺。人总是喜新厌旧的，不过，有时候，当一样自己非常熟悉的东西突然变得陌生，内心深处会觉得有点寂寞。”

这或许就是快速变化的杭城让铃木最不适应的地方。

杭州有许多乞丐，铃木也遇见过不少。这让他有点担心：贫富差距拉大会不会成为以后杭州的大问题？他说：“贫富差距太大会增加犯罪率，而且也会让城市变得越来越浮躁。”

弄不灵清

铃木能说一些汉语，这主要归功于在杭州的3年。他嘴里还能蹦出几句杭州话，比如说：弄不灵清。据说，这是他的一个杭州朋友教的。

“我觉得自己在慢慢融入杭州。节假日，我会去邻居家串串门，和他们喝茶、聊天、打牌。或者去杭州朋友家吃饭，有时，我还会和朋友一起去‘洗脚’。

“我觉得融入一座城市的开始是，自己可以在没有别人的帮助下，去什么样的店里买什么样的东西。这意味着你已经开始熟悉这座城市。”

理论上，铃木在杭州生活的时间还有两年，不过由于需要完成的任务较多，所以这个时间恐怕会延长。2011年刚刚开始，他对自己会有怎样的期待？“公司在杭州的战略是尽快完成本土化。过去的3年，我致力于培养一线管理人员的日本企业管理理念。这种培养并不是单向的，也就是说，我需要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也要理解我的思想。在理念上取得一致后，接下来的两年，我需要把这种理念转化为能让每个员工适应的环境。”

（记者 杨毅）

我是杭州的一部分

阿道的婚纱照部分是在球馆拍的

采访对象：阿道

年龄：40岁

国籍：新加坡

距离杭州：约3600公里

目前职业：自由职业者

道格拉斯·彭，新加坡人，现年40岁，熟悉他的人都叫他阿道。

阿道喜欢打台球，据说，曾经是新加坡国家队的一员。于是，我和阿道见面的地方很自然地被定在了凤起路上的一家台球房。去的时候，阿道正在扒拉着盒饭：吃两口，搁下筷子，去球台打几杆。或许，有两件事能让这个新加坡人全神贯注——炒股、打台球。

转折点

如果从2004年5月1日算起，阿道在杭州生活6年了。6年，这个新加坡人和杭城结下了怎样一段缘分？

阿道说：“2004年，我大哥在中国已经发展了好几年。二哥则在上海娶了老婆。那个时候，新加坡人很喜欢来中国发展。我来中国前，曾研究过一些城市，如上海、成都，还有浙江的一些城市，想知道这些城市的习俗和气氛。结果发现，杭州是个比较适合商业发展的城市，与上海相比，至少杭州投资经商的成本不是很大。

“当时，我想和一个新加坡英华美学院（注：informatics，新加坡第一所教育上市公司）在杭州共同投资一个培训项目。不过，这个项目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夭折。英华美离开了杭州，而我决定留下。”

在这里，我能选择彻底的放松

“杭州很悠闲。在这里，我感觉生活的压力不那么大。有时间，在西湖边喝杯咖啡是件非常惬意的事情。这点在新加坡是难以想象的。

“杭州和新加坡都有星巴克，我曾经观察过杭州的星巴克，里面的客人表情很放松，在那里待一个下午是很正常的事。在新加坡，人们也许会在店里坐上15分钟，但很快就会离开。我在新加坡生活了27年，其中工作4年，那时，即使坐在咖啡馆，脑子里还是会想工作上的事情。新加坡的生活与工作节奏太快，我们无法停下来。而在杭州，我可以选择彻底的放松。”

阿道自诩为自由职业者，由于有着一定的金融投资经验，他在杭州的收入主要来自炒股。股市开盘，他“上班”，停盘则意味着“下班”。

钱江新城让我震惊

杭州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就连只埋头打球和炒股的阿道也感受到了。而这些变化中，又以钱江新城的崛起让阿道印象深刻。

“我第一次听说钱江新城大概是在2008年。那个时候，我主要活动范围在老城区，总觉得新城离我的生活还很遥远，所以也没太多感觉。2010年，我在钱江新城附近租了房子，发现这里的整体规划，建筑设计非常漂亮，让人震惊。比如说市民中心、国际会展中心、杭州大剧院、城市阳台……都非常漂亮。

“我的租屋在万象城后面，这又是让我吃惊的一个商业中心。它开业后一个月，我曾去里面逛过，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杭州越来越像座现代化都市、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城市。它让杭州在整体上又上了个台阶。”

半个杭州人

2010年，阿道结婚了，新娘是安徽人。从安徽到新加坡，地理直线距离约3700公里，两人的命运轨迹在杭州相遇。

阿道说：“太太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杭州让我收获了婚姻。”2011年1月1日零时，当新年钟声敲响时，阿道正在球房打球。和以前不同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因为太太就守候在身边。

杭州还让阿道结识了一群好朋友。这些朋友来自天南地北，但现在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杭州人。

“我和他们一样，都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我无法确定自己会永远留在杭州，但过去6年的生活，我已经把自己当做半个杭州人。

“我爱这座城市，我希望这座城市能发展得更好。”（记者 杨毅）

这座城市一辈子都游不完

《城市漫步》杂志编辑邓肯

采访对象：邓肯

年龄：28岁

国籍：英国

距离杭州：约9300公里

目前职业：英文杂志《城市漫步》（That's China Zhejiang）编辑

邓肯第一次来中国，是在2002年，目的地是山东烟台。那一次，他到的当天晚上就想回去，因为实在不习惯那里的生活。

幸好他没走，他在山东烟台待了两个月。回英国后，邓肯开始学习中文，以后，几乎每年他都会来中国。2006年硕士毕业后，邓肯背上行囊，来到杭州，这一待，迄今已有3年多的时间。

认识杭州 从一本书开始

邓肯选择来杭州生活，缘于一本叫《西湖笔丛》的书。

当年，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念汉学硕士时，曾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西湖笔丛》。邓肯说，这本书选辑了前人有关杭州西湖的笔记，文字栩栩如生，还印有杭州的古地图。邓肯借书回家后，发现图书馆的电子系统里，没有任何借书的踪迹，电脑屏幕显示，这本书仍躺在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上。邓肯觉得“天机”这东西，是绝对存在的，于是，他私吞了这本《西湖笔丛》。他安慰自己说：“偷书是一种高尚的犯罪。”

来到杭城以后，让邓肯最流连忘返的是这里的古迹，他说：“我相信，对艺术和文学感兴趣的人，很难找到像杭州这么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这里的古迹太多太多了，实话实说，我感觉一生都游不完。”同时，邓肯又感觉杭州是一座现代化的都市，“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完美地将保护历史古迹与现代化建设融为一体”。

西湖之胜在雪

“西湖之胜的确在雪。”邓肯说，接着又背了一段《西湖老人繁胜录》：“遇雪,公子王孙赏雪,多乘马披毡笠,人从油绢衣，毡笠红边，湖岸骈骈；湖中船内，亦然人多。”他还简单点评了杭城的三座塔：

雷峰塔：造作、太过华丽、不真实；

保俶塔：塔是不错，就是人太多；

六和塔：安静，在里面可以走遍中国所有的塔，很有意思。

与邓肯打过交道的人，一定诧异邓肯的中文怎么可以说得这么好。邓肯说，尽管他硕士读的是汉学，但是汉语水平真正突飞猛进的，是在中国待的这三年半时间。此外，邓肯所在的“That's China Zhejiang”英语杂志社，大多是中国编辑，平日里大家都用中文沟通交流。久而久之，邓肯练就了一口地道纯正的汉语。（记者 刘益梅）

杭州地铁啥时开通？

欧丽雅

采访对象：欧丽雅

年龄：26岁

国籍：乌克兰 顿涅茨克市

距离杭州：约7200公里

目前职业：杭州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豪廷大使

欧丽雅与杭州的缘分是从5年前开始的：在老家念完大学后，欧丽雅碰上一家销售教学器材的俄罗斯与美国合资公司招聘驻杭工作人员，由于她在大学的专业是中文，所以很顺利地获得了这个机会。

与喧嚣的上海相比，杭州显得较为平静，这是欧丽雅喜欢杭州的原因之一。她说：“我喜欢人少些的地方，如果考虑长时间生活，杭州是我的最好选择。上海离杭州也不远，现在两座城市有高速铁路相连，只要40分钟就可以到那里。”

出租车是不是少了

平时，欧丽雅活动范围不大，基本上是两点一线：从家里到酒店，有时也会和朋友一起去酒吧放松一下。可即使这样，她也深切地感受到杭州这几年剧烈的变化。

“刚到杭州的时候，最麻烦的就是吃。比如说奶酪、橄榄油以及咖啡，很多超市没有这方面的商品，每次我都得去城东的麦德龙采购。不过现在的情况已经好多了，我在大一点的超市都能买到进口食品。”

杭州的高速变化也带来了问题，比如出行难。欧丽雅的租屋在汽车北站附近，要赶到凤起路上班，她通常只有两个选择：公交车，出租车。

“早上赶公交车的人太多了，有时根本就挤不上，就算上去了，也被挤得够呛。出租车更难打了，我有时甚至怀疑，出租车是不是少了。”说到这里，欧丽雅只能无奈地笑笑。

车祸

杭州在交通基础建设上的进步有目共睹，但这个速度似乎永远赶不上私家车数量的增长，堵车成了大问题。另外，总有一些司机为了方便自己不愿遵守交规——开快车、酒驾、违章变道等等，它们在恶化城市交通的同时，也给包括欧丽雅在内的一些无辜者带来惨痛的记忆。

“记得两年半前的一个晚上，我男朋友（注：美国人）骑电动车去我家，结果被一辆飞驰的汽车撞飞。你知道吗，他连人带车飞出去10多米。

“我不明白那个司机为什么要开那么快？当时，男朋友脸上都是血，脸颊到脖子有一条明显的伤痕。幸运的是，他的伤不算严重。后来，我们去交警大队做笔录。根据当时的协议，肇事司机要承担男朋友所有的治疗费用。可是，当我们后来去医院治疗期间，那个司机却失踪了。最后，我们只能自己承担费用。”

如今，欧丽雅最期待的是地铁能早点开通。她说，自己有两个租屋，除了在汽车北站的那个，还有一个在萧山区金城路。有了地铁，她可以轻松地在两个地方穿梭。另外，她上班的地方在凤起路，离地铁延安路站很近。

再多些外国人就好了

“5年下来，你觉得自己是否已经融入到这座城市？”我问。

欧丽雅呶了呶嘴，嘴唇间含糊地蹦出了两个字：“不……太……”

这或许是欧丽雅另一件无奈的事，因为她发现自己走到哪里，总会有人在背后戳戳点点：“看，是老外，是老外。

“有时候，我会感觉不太舒服，因为老觉得其他人用异样的眼光‘瞪’着你，似乎这里是一个大的动物园，而我们这些外国人是某种动物。这种时时刻刻的关注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压力。

“我不是说杭州人不友好，绝无此意。相反，我遇到的杭州人都很热情、友善，乐于助人。但是，我也希望大伙儿能把我们外国人当做普通人看待。我想，如果有更多的外国人来杭州工作生活，本地人就会习惯外国人的面孔，也许这样，他们就不会把我们当做需要特别关注的‘外来者’了。”

杭州烙印

5年，不长也不短，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到如今一身职业装的白领，乌克兰姑娘欧丽雅在杭州走向成熟。在这座城市，她有着比乌克兰老家更多的工作选择，在这座城市，她也结识了现在的男友。

“你会在杭州定居吗？”

“不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我打算留在中国，那么杭州将是我惟一的选择。”（记者 杨毅）

再见 杭州我会回来的！

雷孚杰一家

采访对象：布鲁诺·雷孚杰

年龄：34岁

国籍：法国 巴黎市

距离杭州：约8500公里

目前职业：史陶比尔（杭州）精密机械电子有限公司工业接头技术主管

雷孚杰从小就对东方文化感兴趣。5年前，史陶比尔公司准备派他管理亚洲市场（注：雷孚杰说，技术主管在欧洲只要管管技术，可在中国就得什么事都管），并给他安排了为期一周的“中国体验期”。这次体验让他感觉非常满意，马上签了3年的合同。

雷孚杰是一个地道的巴黎人，来杭州前，仅在英国短暂地待过4个月。他说，英国的生活与法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很想来东方生活一段时间。

为了孩子，我得离开

见到雷孚杰是在1月7日，碰巧是他结束杭州5年生活的最后一天。第二天，他就带着中国的妻子和孩子一起返回法国生活。

离开的原因，雷孚杰说，一部分是由于工作调动，另一个则是出于对自己2岁半的孩子加尔文·雷孚杰教育的考虑。

“杭州没有一所国际性的幼儿园或学校，最近的也要到上海去上。你知道，这太不方便了。”他说，“加尔文已经开始上幼儿园了。幼儿园里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汉语。但是，我希望他能学好英语，这是国际化语言。然后，当然还有法语。”

雷孚杰在杭州的朋友，一对西班牙夫妇，之前也是出于相同的考虑，最终选择了离开杭州，回国生活。雷孚杰说，许多在杭州生活了很久的老外最后选择离开杭州，子女教育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从害怕出门，到恋上杭州

最开始的一年半，语言是雷孚杰最头疼的问题。因为汉语不好，他很害怕自个儿出门办事。他很感激杭州人的热心和友好。问路的时候，很多人会耐心地帮他寻找听得懂英语的人。在银行填各种表格的时候，也总是会有人帮他写那一堆十分复杂的汉字。

开车是雷孚杰的另一个烦恼。不仅是因为路上堵，更糟的是，他发现很多司机都不太守规矩。“他们总是爱怎么开，就怎么开。”所以，一开车上路，雷孚杰总会感到很紧张。

另外，杭州没有外籍医生，这也让雷孚杰很害怕生病。

逐渐地适应之后，雷孚杰开始恋上杭州。他在杭州遇到了现在的中国妻子，并有了儿子加尔文。2009年初，眼看3年的合同就快到期了，雷孚杰又特意向公司申请再延长2年。

雷孚杰说，杭州充满了活力和变化，这一点和缓慢沉稳的欧洲很不一样。他满怀赞赏地说：“你们中国人做事情太有效率了。政府政策一出来，两三年时间，高铁也建起来了，地铁也建起来了。一个地方一段时间不去，回头就根本认不出来。

“更好的一点是，杭州人很开放，也很乐意学习。”雷孚杰说，东西方的文化和考虑问题的逻辑很不一样，“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喜欢举一些例子去解释产品如何生产和销售。可是我发现他们一开始往往理解不了我的逻辑，但他们会很快调整自己并学会我的方法，使我们工作做得非常好。我特别欣赏这一点。”

我会回来的

雷孚杰很舍不得西湖。在杭州的日子，他会经常带着一家人在西湖边散步。他最喜欢的是北山路的景色。那里有桥、有亭、有山、有水，很能代表东方的美景。

“中国发展这么快，也许两三年后，我们现在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雷孚杰说自己将来很有可能再回中国生活。

他说，那样的话，杭州将会是他的不二选择。

“这里离上海很近，交通便利；很摩登，东西应有尽有；环境比上海优美，空气又好；气候也不错，没有北京那么冷。所以，再回中国居住的话，我依然会选择杭州。”

（见习记者 林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