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

杭州市委党校工商管理教研部 副教授 周旭霞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增进社会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反过来，通过增加社会福利对经济发展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富民强市、社会和谐”的政策倾向对今后杭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赶超的发展战略，GDP增长不自觉就成为政府部门的至上目标。相应的，政绩的考核指标主要集中于经济性指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原则在实际工作中变成了“效率优先、难顾公平”或“只顾效率、不顾公平”。

由于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医疗等方面的社会性指标没有提出数量化的要求，使得社会发展指标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指标。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现实情况下，人们要为防备失业、疾病，并为晚年生活做好准备，只能抑制消费，增加储蓄，这样导致我国消费开支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呈下降趋势，明显出现内需不振的颓势，而内需不振又直接造成我国过分依赖外部市场，降低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性和长远发展的潜力，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

在一个经济体内，只有保证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说，扩大内需是振兴消费的前提条件，也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石。

扩大内需，一方面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消除城乡有差别的福利歧视，实现城乡统筹。另一方面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从2002～2009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3.5倍；GDP增加了2.78倍；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增长情况显示：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幅为2.08倍；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增加了2.23倍。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发展。

另外，全国总工会2010年4月发布的一个调研显示，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也出现过农民走向城市的过程，居民的收入与经济发展不同步。这段时期，日本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经过多个阶段的持续实施，提高了日本国民的收入。

杭州未来需要更加注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减少收入分配失衡，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富民强市、社会和谐”是杭州“十二五”时期的发展方向，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杭州经济的内循环能力会提升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