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场景

新生代民工的生活比父辈们更“时尚”。

他们的希望：

做城市的主人而不是过客

夕阳西下，杭州九堡江干科技经济园，原本看似寂静的园区渐渐变得喧嚣起来。工厂的铁大门开始“开闸放水”，工人们如潮水般从一排排大厂房内涌出来。他们中大多是年轻人，不少人手上拿着一把勺子和一只搪瓷碗，“铛铛”的敲击声谱出了一首“单调”的乐曲。

园区对面是格畈家园小区，因为有些厂里没食堂，就在小区里包一个个体小饭馆当食堂。吃饭是免费的，以素菜为主，如大白菜和茄子。不过，工人们吃得挺香而且很快，一天工作下来饿了，更重要的是，等会还得回去加班。

小饭馆的一边，是一家台球房，台球桌的油漆已经有些斑驳了。三五个年轻人快速扒完饭后，忙里偷闲，尽情地挥杆。也许只有在此时，他们才找到了最真实的自己。

在总规划面积5.05平方公里的江干科技经济园，新生代民工不下千人。他们天天上演着同样的故事，他们不愿再过父辈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更不想成为城市的匆匆过客，他们想有朝一日成为城市的“主人”。

故事A

没电视，睡前用手机看小说

“台球王子”的简单生活

主角：“90后”周皓可

初见周皓可，已是快晚上7点了。他刚刚结束一天工作，准备回自己的“蜗居”。天下着细雨，但他却没打伞。他解释，因为每天基本是“两点一线”，住处离厂不远，所以没买伞。

周皓可1992年出生，今年刚满18岁，陕西人，深邃的眼睛，略长的头发遮住了半边稚嫩的脸。像很多年轻人一样，T恤、牛仔裤、帆布球鞋是他一贯的打扮，虽然这些衣服并不是名牌。

小伙子来杭州还不到一年，初中毕业的他，现在在科技经济园的一家服装企业做裁剪工。“到这里才学的，以前没做过。”他说。

问他为什么会来杭州，周皓可回答：“我姐姐在这里，另外还有一个大伯早几年先过来的，他跟我妈妈说杭州不错，我妈妈就让我们姐弟都过来了。”

对于杭州这个城市，年轻的他是带着憧憬来的：热闹的街市，变幻的霓虹灯，还有美丽的西湖……这些都是他在老家看不到的。但在杭州的一年时间里，他根本没有机会来体会这一切。

现在的工作是姐姐托人介绍的，周皓可觉得这个可以做。“我年纪太小了，缺技术缺经验，凡事都要从头做起。”

他每天早上8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如果碰到旺季有大订单，晚上起码要加班到10点。每天中午和晚上的两顿饭，企业免费提供，但大多数吃素。“一星期也就两三顿是开荤的，能吃饱就行了。”对于伙食，他不太在意。

周皓可现在每月收入只有1200元左右，为了不乱花钱，他把每月工资都交给姐姐。姐姐今年20岁，在九堡一家服装企业上班。“现在我除了房租，一般不怎么花钱，一个月能省下七八百元吧。”

从服装厂到他的住处，要经过几处台球房，几个人年轻人在那里挥杆，动作很潇洒，不时会爆出一阵欢呼声。周皓可的目光在台球桌上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又继续往前走。

“除非姐姐主动给我钱，不然我不会出去玩。我喜欢打台球，以前每天都打，一个月要花好几百元，工友们都叫我‘台球王子’。后来为了省钱，就不太打了。去市区就更不用说了，花销太大了。”他感慨地说。

每月300元的房租，是周皓可一个月最大的开销。他住在九堡朝阳村，不足4平米的房间，外加一个卫生间。

房间倒是挺整齐，一张高低铺靠墙放着。上铺堆着一些行李和生活用品，下铺是睡觉的地方。床尾拉一根线，还能晾几件衣服。正对床放着一张写字台，一盏小电灯闪着微弱的黄光。

没有电视，每天晚上陪伴他的只有手机。“我每天晚上就上网看看电子小说，5元钱可以包月。看到9点多就差不多睡了。因为早上7点多就得起床，睡晚了怕起不来。”

“虽然现在的日子跟我想象中的日子还有很大差距，但我是不会再回老家种地了，我向往城市的生活，我要留下来！”周皓可目光坚定地说。

晚上8点半，当记者离开他的住处时，那盏闪着微弱黄光的电灯也随即熄灭了。

故事B

父亲下了十几次“召回令”

但他就是想找个城里姑娘

主角：山东小伙陈立斌

5年前，陈立斌刚满18岁，从中专毕业，被分配到杭州某机电设备制造厂上班。来杭前，陈立斌听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此之外，别无更多的了解。

于是，这个山东泰安小伙，早早就为自己定下了目标：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立足于这座被称为“天堂”的城市。

“我当时就想先在厂里工作，攒点钱，等钱够了就去做点小生意，希望可以把生意做大，然后在杭州买房买车。”说这话时，陈立斌突然苦笑了一下，似乎透着一种自嘲和无奈。他说，也许很多人觉得说这话有些可笑，但是他的确是这么去做了，他一直在努力。

在来杭州工作两年后，他总算有了一万元积蓄，打算和朋友合做水果生意，淘第一桶“金”。找货源、租店铺，他们一度忙得不亦乐乎。但事实似乎总是残酷的，由于资金有限，他们的进货渠道出了问题，本已租好的店铺最终没能租下来。“淘金”计划失败。

之后他还想过要做加盟店，但又因为种种原因没成功。

眼下，陈立斌经常出入于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不过他不是去找工作的，而是到那里招工，因为他现在的身份是杭州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

在杭州工作5年，他省吃俭用总算是攒了3万多元钱。“开销很大，实在攒不了几个钱。”

陈立斌现在一个月的收入是2000元左右，每月的花销除了400元的房租、300元左右的伙食费外，还有朋友同事的聚会花销，少则一两百元，多则五六百元，他尽量把这类聚会控制在每月一次。

“多了我就吃不消了，市区的消费太高了，随便吃个饭，唱个歌，没两三百元是拿不下的。”

陈立斌是家中的独子，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原先在外地打过工，金融危机后，回老家找了份工作，两个人每个月能赚两千多元。虽然收入不高，两位老人已经没有要出门打工的想法了。因为知道儿子在杭州打拼辛苦，他们希望儿子和他们一样，回老家找份工作，安安耽耽过日子，早点结婚生小孩。

“父亲已经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让我回去，不过每次都被我搪塞过去了。”陈立斌说。

“他们已经在催我结婚了，我们那结婚比较早，我有个1990年出生的同学已经结婚做妈妈了。”陈立斌说，但他觉得既然已经出来了，就不想再回去了，回去也得是衣锦还乡。而且5年的大城市生活，已经改变了他的婚姻观念，他不想这么早结婚，得先立业，再成家，要找也要找个城里姑娘。

故事C

“我不想下班面对的还是一片空旷”

两个民工渴望不一样的生活

讲述人：向明华　杭州市就业局人力资源市场管理一处处长

前段时间，向明华先后碰到了两位外地小伙，让他印象深刻。有一位是四川小伙，21岁，来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找工作。当时，有一家做灯具的企业在招抛光工，试用期的月薪就开到了4000元。这个价位的岗位，在整个人力资源市场里算是高了。更何况，抛光工属于简单工种，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于是，市场工作人员就把这个岗位介绍给了小伙子。可没想到，过了半天他就回来了。

工作人员觉得很奇怪，这么高的薪水，难道还看不上？不过，小伙子说了一句话：“我这是用命在赚钱啊！”，工作人员也吃不消劝说了。原来，这家厂采用的是人工抛光，噪声大，粉尘也大，没有吃苦耐劳的劲头，根本吃不消。

“虽然小伙子的话很有道理，但如果是他们的父辈，很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说明，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像他们父辈那么单纯，他们的生活价值取向更多元化。”向明华说。

另一个例子：下沙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某企业要招一名装配工，月收入1800元，包吃包住。一个20岁的河南小伙子去应聘了，做了一星期就干不下去了。他的理由很实在：“我本来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到杭州来是感受大城市生活的，我不想下了班面对的还是一片空旷，这样跟我原来的生活有啥区别呢？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向明华总结说，与老一代民工相比，新生代民工已经有了明显的时代特征。

首先是劳动观念不一样。他们的父辈们，基本是干农活出身，然后再进城市打工，大多是从最艰苦的一线做起，因此偏重于干体力劳动。而新生代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要比父辈高，极少干农活，所以更偏向于做脑力劳动。

其次是消费观念变了。他们的父辈们一般认为，吃穿以外的花费都是浪费，收入期望也是拿当地农村的平均收入当参照标准，只要比同村人收入高就很满足。而年轻人则不同，很多人更注重享受。因此，他们对打工收入的期望值更高，往往是把城市里同龄人的收入水平作参照标准。

点评：近几年，我省各地包括杭州在内，都遭遇了大范围的招工难。企业为了能招到人，招好人，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薪，以钱动人。加上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民工的收入水平总体有所提高。调查显示，有超过四成的人月收入在2000—2500元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超三成民工月薪不到1500元。

点评：在调查中，一位1987年出生的小伙子说，他现在做的是产品推销行业，一个月少说也有2500元。不过，每个月剩不下几个钱。

新生代打工者与他们的父辈观念不同，他们更加城市化，消费方式与城市人相差无几，因此开销很大。当然，还是有18%的人继承了父辈勤俭吃苦的品质，除了吃住，不太有娱乐活动。

点评：很多月收入在2000—2500元的人，每天需要工作10—12小时。可以说，“高”收入其实是用高劳动强度换来的。要是老一辈的外来打工者，也许可以把“吃苦耐牢”的精神发扬光大。不过现在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和老一辈完全不同，更自我，因此对自己的付出和得到并不满意。

点评：背井离乡，来城市打工不容易。羽翼未丰的他们，没有了父母的呵护，独自一人闯天下，要承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无法融入城市，害怕回家，每天都很焦虑。

点评：如果说，一代民工和新生代民工还有什么高度一致的地方，那就是赚钱。赚钱仍然是打工的首要目标。不过，新生代民工更注重自身的发展空间了，很多人希望融入大城市，更多的人想要自己创出一番事业。

他们的困惑：

加薪跟不上飞涨的生活成本

杭州新生代民工的生存状况到底如何？记者花了一周时间，选取了九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下沙杭州技术开发区两大“民工”聚集地，随机发放200份调查问卷。

受访人群中，96%为“80后”民工， 平均年龄24.86岁，基本属于新生代民工。他们主要是从事服装、机械加工制造、销售、维修等岗位的一线工人。

政府：杭州“加薪幅度”省内最高

从今年4月1日起，我省把全省最低月工资标准调整为1100元、980元、900元、800元四档，非全日制工作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调整为9元、8元、7.3元、6.5元四档。这次调整的标准，增幅最高达到15.9%，最低也达到增长14.6%。其中杭州市实行的是最高档。

“工资调整主要是考虑到我省经济发展比较快，这对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低收入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收入，能起到直接有效的促进作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处长陈秀庆说。

“建立科学、规范和完善的用人单位劳动保障诚信制度，将成为杭州市劳动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杭州市劳动保障局局长张建华说。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针对当前劳动关系面临的具体问题，我省将在7月1日至7日开展一场劳动者权益保护宣传周活动，活动的重点是放在制止和解决拖欠职工工资，并且高度重视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护。

“面对越来越多的新生代民工，对于广大的企业来说，需要去改变，去面对。”杭州市就业局人力资源市场管理一处处长向明华认为，首先当然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去提高工资。

目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在制订《工资条例》，而工资协商制度也将列入其中。虽然工资协商制度并不意味着劳动者一定会涨工资，但可以理顺企业的劳资关系，为劳动者表达工资诉求提供一条有效途径。

企业：更加注重“员工关怀”

企业发展得靠员工，而要上下一条心，就必须给员工更多的关怀。特别是在富士康等事件之后，越来越多的浙江企业开始意识到“员工关怀”的迫切性。

“我们企业除了严格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外，还注重打造关心员工工作生活、重视员工发展成长的‘生态环境’，也就是倡导一种家庭式的亲情文化。”传化集团的人力资源部沈月钢说，新员工刚进传化时，要拜一位老员工做“师傅”。“师傅”除了在工作、业务上提供指导外，还需要关注“徒弟”的心理健康。传化集团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师傅收了新徒弟，一定要请徒弟吃个饭，师徒二人先交交心。

目前，阿里巴巴拥有员工近12000人。在阿里巴巴内部，“相互信任”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词。如何做到相互信任？公司建立了完善的沟通机制，如员工要和管理层说说话，方法有：直接沟通、圆桌会议、高管信箱、内部网络留言板、内部刊物和员工满意度调查等，这样一来，管理层可以时时掌握最新的“民意”，以便采用相应的措施。

杭州富春江化工有限公司规范了工资发放制度，每年保证员工人均年收入10%以上的增长率，并且在制定年工资收入增长时，及时与公司工会协调，并提交职代会通过后实行。

●记者手记

要“加薪”，更要“关心”

“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民二代”……随着首批80后进入三十而立阶段，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们开始自食其力，成为了目前外来劳动力市场里的主力军。

作为一个跑劳动线的记者，经常会采写有关农民工的稿件。不过，我在稿件中总是不太愿意出现“农民工”一词。因为我想，说农民工吧，似乎是在有意无意中，把他们和城里人给割裂开来了。

而对现在的年轻人，我更喜欢用“外来打工者”这个词。打工吧，你、我、他，每个人都在打工，一视同仁。

农民工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今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主要是指“80后”、“90后”的群体，年龄从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对第一代外来打工者来说，能按期、足额拿到工资，他们就已经是心满意足了。而对于第二代外来务工者来说，除了劳动报酬，还必须要给他们足够的权利保障，“尊重”也是一块必须有的内容。

这些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来到杭州，他们渴望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他们已经做好了在城市长期生活和工作的打算，并希望被新的城市接纳，早点融入到“主流社会”，成为城市真正的“主人”。

但梦想和现实总会有差距，于是他们开始焦虑了。而他们焦虑，更多的是因为感觉生活在城市夹缝里，这与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的愿景背道而驰。所以我们的政府和企业更应该体谅他们的难处，除了给他们必要的生活保障，还要给他们更多的尊重，给他们更多的发展空间。

除了户籍，他们和城里的年轻人没啥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