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杭州的前身是钱唐县

或许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杭州市区原由两个县构成，一个叫钱塘县，一个叫仁和县。没错，但这是北宋至清朝的建置情况。尽管在明清时期，仁和县或许比钱塘县更加繁荣，地方志里有“首仁和，次钱塘[1]”的说法，但从历史渊源来看，钱塘县的历史比仁和县久远得多。

仁和县这个名字直到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才出现，在此之前，名叫“钱江县”，是五代时期设立的，再往前推，这块地属于钱塘县和盐官县的一部分。而钱塘县这个名字出现于唐武德年间，在此之前，名叫“钱唐县”。

秦始皇三十七年，嬴政南巡曾经路过今天的杭州，并在《史记》中留下了记载：

……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2]

这条史料是历史文献中有关杭州的最早记录，几乎是研究杭州地方史的历史学家们引用最频繁的史料之一。秦始皇二十五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其中会稽郡下辖24县，钱唐县就是其中之一。而“杭州”之名则一直到隋代杨素建城后才正式出现。这时虽然叫县，但未必就比之后的“州”低一个档次。因为会稽郡并不是绍兴市，那个时候的会稽郡相当于一个省的规模，而会稽郡和钱唐县之间是直接隶属关系，所以这时候的县和唐朝的州从行政等级上看都是中央往下数两级，并无区别。可见钱唐县就是杭州的前身。至于春秋战国时期有没有立县，由于缺乏史料，我们不得而知。

从此往后，钱唐县建制沿革频频，现根据地方志的记载，简述如下：新莽时期，钱唐县改名泉亭县，东汉时期恢复；东汉建武六年（30年）废钱唐县，东汉光和二年（179年）后属于钱唐侯朱儁的封地，何时恢复钱唐县不得而知；西晋平孙吴政权后，钱唐县改隶吴郡；南陈时期钱唐县升级为钱塘郡；隋文帝平陈后废郡改杭州，随后杭州改称余杭郡，唐武德年间恢复杭州之名，自隋以后，钱唐（塘）县就一直在杭州（历代又有余杭郡、临安府、杭州路等叫法，指的都是杭州市区，和今天的余杭、临安无关）的管辖之下。

二、钱唐县的来历

1867年浙江省垣坊巷全图（局部）

既然知道了钱唐县是杭州的前身，那么自然又要追问，钱唐县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钟毓龙《说杭州》一书给出了三个历代不同的版本，不过有两个均可以归为“筑塘说”，只不过主角不同罢了。我们就先来看这个“筑塘说”。

杭州在古代，曾经为海水淹没，西湖与钱塘江连在一起，直到秦汉以后主城区才开始逐渐成陆。因此，古代杭州人需要经常筑堤塘以防海水，这里面最典型的一个人物就是汉代的华信，史料记载：

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斜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3]

尽管华信是一个大骗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条堤塘筑成后有力保护了钱唐县的安全，西湖也由此逐渐和钱塘江断绝联系，慢慢演变成淡水湖。但若以此认为这是钱唐县名的来源，显然是不对的，华信筑塘之事发生于汉代，此时早已有钱唐县之名。

但假若换个秦代甚至先秦的主角呢？刘道真的《钱唐记》虽然没了，但是从其它书籍中能够找到一些佚文，巧的是，这些佚文还大多都和筑塘有关，例如：

（钱唐）县近海，为潮漂没。县诸豪姓敛钱雇人，辇土为塘，因以为名。[4]

可见杭州古代因为潮患严重，历代多有筑塘记录，也就是说，在秦代及以前有人修筑过堤塘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也是钟毓龙认可的说法。但是古代有不少学者均认为不可信，例如：

盖以钱易土及捐钱筑塘等事，皆附会之词也。[5]

还有一个版本来源于《淳佑临安志》，认为古代“唐”字有道路的意思，即通往钱塘江的古道，而杭州这里古代有钱氏居于此，因以为名。此说法真实性不详，因为这里所谓杭州的“钱氏”是何人已不可考。

以上两说皆有所本，但均缺乏有力证据驳倒任何一方，笔者在此不发表观点。

三、为何后来叫“钱塘县”

杭城西湖江干湖墅图.清康熙55年至雍正5年间彩绘本（局部）

既然自秦以来一直都叫钱唐县，为什么后来要悄悄地加个“土”字上去呢？巧了，“钱唐县”变身“钱塘县”的时间正好在唐初，于是很容易联想到的一种解释就是避讳。这种说法自提出以来长期无人质疑，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有学者出来反驳，王其煌《“钱唐”改“钱塘”之避讳说质疑》一文指出，“唐”字和“塘”字在古代是通假字，并认为：

在隋唐以后，渐渐不再通假，每个字的界定日益清晰和独立（这在文字学界是认同的）。所以唐人将钱塘江边由堤塘围成的县城钱唐之“唐”改定为“塘”，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是毋须解释的。[6]

而他认为所谓的避讳说，则只是清初个别文人的创意，并不为史官所认可。

在我看来，避讳说确实如他所言，存在各种可疑之处，又如《新唐书》中有“吴均《吴郡钱塘先贤传》五卷。[7]”之语。吴均这部著作成书于南北朝时期，此时显然还叫“钱唐县”，而《新唐书》成书于北宋，不需要避唐讳，何以抄录时加上了“土”字？

不过王其煌的说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他说的避讳说只是清初个别文人的创意，并不为史官所认可这一观点就是明显有误的。至迟在明代，避讳说已经非常流行，而且并不仅仅在文人群体间，官修地方志中也频频采用，我们试看以下例子：

历代地志，亦有钱唐县令。至唐，避国号，始加土焉。[8]

唐武德四年，复改杭州，钱唐隶杭州，避国号易唐为塘，县名为钱塘则至唐武德始也。[9]

钱唐属杭州，始讳国号钱唐易钱塘。[10]

由此可见，在官修地方志中也大量采纳了避讳说。再退一步讲，即便确实不是因为避讳而改名，明代广为流行的避讳说为何到了清代不仅没有人出来反驳反而继续流传了呢。

综上所述，较之“通假说”和“避讳说”，目前来看依然是避讳说较为可信，至于是否有第三种更好的解释尚未可知。

注：

[1]【清】赵世安《康熙仁和县志·序

[2]【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3]【南朝宋】刘道真《钱唐记》，引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四十》

[4]【南朝宋】刘道真《钱唐记》，引自【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

[5]【清】杭世骏《订讹类编·卷三》

[6]王其煌《“钱唐”改“钱塘”之避讳说质疑》，载《杭州文博》2011年第1期

[7]【宋】欧阳修《新唐书·艺文三》

[8]【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五》

[9]【明】聂心汤《万历钱塘县志·卷一》

[10]【明】刘伯缙《万历杭州府志·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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