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县

杭县报，顾名思义，它是杭县一张报纸的名称。杭县在那里呢？解放初期的杭县，曾是一个由省直辖的大县。它从东、北、西三面紧紧地拱卫着杭州城。其辖区面积要比当时的杭城大好几倍。为扩展杭州这个城市政治和经济功能，经中央批准，杭县的地块曾分作多次，一块一块地被划入杭州。1958年春，杭县建制正式撤销。从此，杭县的名称便从全国行政区划目录中永远地消失了。其实，我们今天生活所在的杭州市余杭区，就是昔日杭县的部份区块和老的余杭县合并而成的。

我从十七岁到杭县参加工作至今，已有七十个年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几乎一直在老杭县的地界里生活着。因此，我对老杭县就有了一种难舍难分的特殊情结。在老杭县被撤消之前，我曾在杭县报当过记者。虽说呆的时间并不长，但它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十分深刻的。即便时隔一个甲子，回想起一些往事来，依然是那么清晰，那么有滋有味而难以忘怀。

1955年4月16日，《杭县报》创刊，至1958年5月16日停刊，历时三年零一个月。1956年的夏末，我才调入杭县报工作。我在杭县上泗区委当文书时，曾是杭县报的一名通讯员，在报上发表过几篇豆腐干大小的文章。文章很不起眼，但我每次看到后，都会感到异常的兴奋。一天，区委书记找我谈话，说上面来了调令，让我去杭县报当记者。要调我到这个令人向往的报社去工作，岂能不让我高兴万分呢！可是转身一想，当新闻记者那是知识分子干的事，就我那么点文化，是万万吃不消的。担心和害怕，也就随之产生了。可是，调令都到了，还能不走吗？于是，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来杭县报报到了。

▲当年的杭县报报社编辑部

当年，机关办公的条件普遍很差。但在我的想象中，报社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办公的条件肯定要阔气得多。可没想到的是，我到杭县报报到时，连报社的招牌都没看到。报社编辑部设在县府大楼边的两间小小的平房里。办公的桌椅板凳，像样的一件也找不出。比我在乡下的办公条件还差。这里我曾保存着当年拍摄的一张老照片，不妨看看吧！这就是当年编辑部两间房子中的一间。房里摆放的桌子，两张是五斗桌，还有一张是从食堂借来的方板桌。坐在方板桌前的第一人，就是我们当时的主编许行贯同志。

那时的杭县报，不但没有任何机动车辆，就连脚踏车都没一辆。如果要到稍远的一些地方去采访，当天回不了家，就非得自带背包行李不可。还有，当新闻记者的，每人配上一台相机，大概也是必不可少的吧。可我们整个报社就只有一台老掉了牙的折叠式相机。穷得如此“嗒嗒滴”的报社，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先进的通信设备和自己的印刷厂了。我们要出报，在稿件编好后，必须候着火车或汽车的时间，匆匆地赶到《杭州当代日报》（《杭州日报》的前身）印刷厂，去排版和校对。付印后，再通过邮局的投递，才能发到读者的手中。如果把那时《杭县报》的办报条件，和当今《余杭晨报》的办报条件作一个比较，用“天壤之别”四个字来形容，大概算不上过份吧！

办报的条件是如此之差，我们能把报纸办好吗？据我所知，当时的《杭县报》，尽管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但不论是在本地，还是在同行中，都是广受好评的。原因何在呢？这个问题当年似乎并未总结过。如今在我看来，主要是两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一是开门办报的文章做得比较好；二是提高办报人自身素质的工作抓得比较好。在开门办报方面，主要是建立了一支较好的通讯员队伍。在物色好对象的基础上，保持着与他们的密切联系。真心听取他们的呼声和建议，并尽可能快地作出积极回应。有了这支队伍，我们就有了依靠，就不会变成聋子或瞎子了，不必担心稿源不足等一类的事情发生了。即便出了点问题，也会有人帮助。

打铁还须自身硬。我们前后三任主编，对提高办报人自身素质的工作，都抓得很紧很紧。报社内提倡艰苦奋斗、深入实际、能者为师、互帮互学的风气非常浓厚。写文章力求朴实，反对捕风捉影、夸夸其谈、张冠李戴，让读者，尤其是农民喜闻乐见。发现了好文章或是出了什么问题，即便是校对上出了点小差错，领导也会立马把有关人员召集起来，进行讨论和研究。这种不拘形式的评报活动，看上去并不起眼，但久而久之，就让我们养成了一种比较自觉的学风和文风。

后来，我离开新闻单位，从事农经工作了。搞农经，重点是搞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研究。工作单位和工作性质都变了，但搞调查研究和采访新闻的工作方法，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报社学会的许多好的工作作风和方法，让我派上了用场，使我的调研工作颇有一种轻车熟路的感觉。后来，我在调研中，写出了一些挺有份量的调查报告。有多件材料还被中央一级单位采纳。一篇发表在省级报刊、谈及乡镇企业管理的文章，不知何人推荐，入选全国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大型文集《光辉的历程》，并获得一等奖。另一篇关于五常公社干部参加劳动的调查报告，还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成了毛主席“五九批示”的附件之一，印发全国。这是多么令人鼓舞和自豪啊！但细细一想，如果没有当年杭县报给予我的培养和帮助，我能有后来的这些成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