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韵悠远的文化

印章，是属于中国的古老符号。文人风雅，翰墨丹青，其间总归少不了一个朱砂红印。或是方正端肃，或是曲转回环，或是任情随化，皆在那一刻一印的方寸之间，所谓“约千言于数字，缩寻丈于半圭，不越径寸之中，而尽乎碑版铭勋”。印章以其玲珑精巧的印面沉积着中华千年的文化信息和审美意识，犹如一扇扇别具一格的小窗，在诗书之末，画卷之余，开启赏阅者对悠远文化的追溯。

中国印文化，广义而言，“是指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与印章、篆刻、印学有着密切关联的艺术、历史、学术、文化等因素的综合表现”，其核心在于“印章文化”“篆刻艺术”和“印学研究”。

昌化鸡血石对章

早于先秦之时，印章便已广泛地为人所用，但那时的印章尚被称作“玺”，也并非是骚人墨客玩弄的风雅之物，而是人们交际往来的信誉凭证，“以名以字，所以示信也”。除“示信”外，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主君还以“印”作为权力和身份的象征授予臣下，即后来所称之“官印”，臣子需佩带印绶，以显其身份地位。

战国时天下七分，苏秦以纵横之法游说六国，得任六国国相，同时也被授予六国相印。《战国策•秦策一》中有所记载，曰：“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扺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

而后，秦朝以和氏璧雕琢“天子玺”，并做出严格的规定——凡帝王印独以“玺”名，独以玉制，余者百官庶民之印皆称为“印”，以金、银、铜等材质为之，更有“官印”“私印”之别。由此，便将印章与权力的关系紧紧绑定。秦末战乱，亡国之君子婴以“天子玺”献予刘邦。汉末群雄逐鹿，袁术因得“传国玉玺”而公然称帝。历代千秋，皆以“玉玺”作为皇权的不二象征，印章的功用性和政治价值在最高统治者层面得到极致地展现。

印章的官用化虽在应用层面肯定其价值，但刻板固化的印章模式却使印章拘泥于工具之流，其制作也多为工匠集体合作而成，而消磨了曲折篆刻的艺术特质。直至唐宋时期，诗、书、画、乐等文学艺术形式繁花似锦般遍布于明月清风、松间日下，浪漫自由的文艺气息催使文人墨客对象征其身份的“私印”做出艺术探索，印章的属性便也由此逐渐从实用性转向艺术性，由实用工具转向艺术作品。 

宋人米芾开启了文人篆刻和印学的历史。米芾，字元章，湖北襄阳人，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米芾自称拥有一百余枚自用印章，不仅在书画作品上，多用其印，还自篆印稿。其印章形迹于字画真迹中，亦或《英光堂帖》《三希堂法帖》等法帖中，尚可窥察一二，如“楚国米芾”“米氏书印”等。米芾在其艺术实践中，还对印章提出“印文须细，圈须与文等”等审美要求。如今视之，米芾的审美探索虽尚趋于近浅，但其对印章的实践尝试，却实有筚路蓝缕之功。

宋人米芾开启了文人篆刻和印学的历史

这种实践，随着宋元时期“文人画”的广而兴之——诗、书、画、印的结合而得到了进一步普及。宋元文人于画中落印，与前人不同。宋代以前的画家，为了凸显画作内容，常把印章落于不显眼处。而宋元文人落章，并非草草了之，而是立足于画作内容和整体画面效果，谨慎用印。此时的印章，便不再仅是一个“标识”，而被文人视为一种艺术的加工，既是个人性情风仪的彰显，也是画作整体审美风貌的提升，犹如画龙点睛之笔。

沙孟海先生认为：“由实用的印章逐步变成美术作品,那是唐以后的事。再进一步而成为一种专门学术，即印学，亦称篆刻学，更是近七、八百年的事。”文人治印、篆刻之风的日渐兴盛，使“印文化”行至宋元而有明显的变化，印章制作演变为篆刻创作，“印章史”和“篆刻史”由此而分界。印章即成了我们所普遍认知的，把玩于文人墨士手中以显风雅之物。

宋有米芾等，元有赵孟頫、吾丘衍等，明有文彭、何震、苏宣、朱简等，清有丁敬、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等……岁月变迁，随着金石碑贴、古玩铜器等与篆刻颇具关联的领域被文人拓展开来，印章篆刻亦随之而发展繁荣，乃至极盛。至清代干嘉以后，印章流派迭出，徽派、浙派、邓派、赵派、吴派各具风采，印章风格的呈现也日趋多样化。仅乾隆帝便制有印玺1800余方，何况更具艺术活力的民间。

陈巨来、韩天衡刻青田石闲章二方

但盛极的背后，往往蕴藏着衰微，以文人为主体的印章篆刻发展至清末已然处于瓶颈之限，加之社会近代化的驱使，“印文化”在风雨飘摇的清末民初由“篆刻史”跨入了“印社史”，立于其间的分水岭，便是西泠印社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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