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杭州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名叫《西湖之谜》的书，在《谁为苏堤六桥取芳名》一文中，作者陈相强对“六桥之名是何人所取”这个问题做了一番探究。想不到十年后，笔者亦有幸对其中一座桥的桥名问题进行了一番考证。

三十年的疑惑

2016年12月初，笔者收到一封自市信访局转来的信件。信是一位叫林姓老先生写给市领导的，题为《苏堤“六桥”释疑》。在信中，林老先生对现存的西湖六桥桥名之一“东浦”提出了怀疑。他认为：苏堤上的“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六座拱桥，除第五座“东浦”外，其余均为“动名”结构，具有诗歌韵味，而对于苏东坡这样的大文豪来说，取名时不太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因此，“东浦”应是“束浦”才对。至于原因，林老先生猜测：不知是历史上什么时候出了差错，很可能是重修拱桥时，在“束”字上多加了一横，才成了“東”（即“东”字的繁体）字。

因工作需要，笔者负责了这封来信的答复工作，并通过电话联系了林老先生，了解初步情况，又约老先生进行了面谈。

原来，林老先生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曾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工作，今年已八十高龄。从年轻时起，他就对杭州本地的历史文化比较感兴趣。早在三十年前，他已发现“东浦”这个桥名似乎和其他五桥不是很“搭调”，但因为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也就搁下了这桩心事。到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开得如火如荼，有关杭州的各种书刊也是一本又一本。老先生偶然在一本叫做《G20杭州峰会特辑（2016.09）》的刊物中，看到一篇名为《我带友人游西湖》的文章。文章里谈到“苏堤春晓”“六桥烟柳”，罗列桥名时采用了“东浦”的说法。这下勾起了老先生心中埋藏已久的疑惑——到底是“东浦”还是“束浦”？

这本特辑是浙江省文化交流杂志社编的，老先生的认真劲儿一上来，立马就给杂志社去了电话，提出了自己多年的疑问。过了几天，杂志社给老先生寄去一个书面答复，列出了在五本古籍中所查到的关于“东浦”桥名的记载，并得出结论——历史上苏堤从未有过“束浦桥”。这下老先生睡不着了，在辗转失眠了数个夜晚之后，他决定按照杂志社列的书单，一本一本地去核实原文。

找到一个“证据”

林老先生为解疑惑、偿夙愿，以耄耋之身开始跑图书馆找资料。这一找，还真被他找到一条重要证据。

在杂志社列给老先生的书单里，提到《武林掌故丛编》里一本叫《钱塘湖山胜概》（笔者注：应为《钱塘湖山胜概诗文》）的书，内有一段关于西湖“六桥”的记载。老先生“图书馆之旅”的第一站，到了杭州图书馆古籍部。在馆员的帮助下，首先就找到了清光绪九年（1883）由钱塘丁氏嘉惠堂所刊刻的这套《武林掌故丛编》。

钱塘丁氏，是杭州历史上著名的藏书家族，建有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后八千卷楼等，总称“嘉惠堂”。《武林掌故丛编》由丁丙、丁申兄弟所辑，共26集、208册，将当时存世的武林（即今杭州）掌故典籍多数包罗列入，内容丰富之极。在丛书的第三集内，收录了明代夏时所撰的《钱塘湖山胜概诗文》两卷，卷一为《钱塘湖山胜概记》，卷二为《湖山百咏》。

《钱塘湖山胜概记》全文不到三千字，文中第四节记西湖“湖南之胜”时载道：

自净慈而西至法因寺，路歧而二。一接苏公所筑之堤，堤亘十里，以防涧水，行者便之。上有六桥，下各通步，一曰映波，二曰锁澜，三曰望山，四曰压堤，五曰束浦，六曰跨虹。

确实明白地记载了苏堤“六桥”中的第五座桥名为“束浦”。这一发现也令林老先生激动不已。自己的推测竟然是有依据的，还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吗？

那么，真的是“束浦”吗？郭沫若先生有句话：“孤证单行，难以置信。”到底这个观点能否成立，先来看看证据是否属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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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考异”

幸而笔者单位资料室里，就有一套《武林掌故丛编》（清光绪九年嘉惠堂刻本影印本）。翻出第三集那一函，很快就找到了夏时所撰的《钱塘湖山胜概记》。

据《明史·列传第四十九》记载：

夏时，字以正，钱塘人。永乐十六年进士……年未七十，致仕归，卒。时为人廉洁好义……殁而乡人祀之，名其祠曰“孝廉”。

这位夏以正，生年虽不可考，但其于明永乐年间得中进士后，曾历任户科给事中、江西佥事、参议、广西左布政使等职。其间，多次力言上疏，陈时弊，请恤民，赈灾伤，释冤滞，至“天下壮其敢言”，倒是一位好官。

夏时在七十岁前退休，回到家乡杭州，在西湖山水间颐养天年。天顺七年（1463），他已经七十三岁，因感湖山景色“唐宋虽有题咏，今多散逸。所谓地搜胜概、无遁形者，未免有遗珠之叹”，因而“以旧所历、今所考，尽技而述此。以百绝句附之”。夏时不仅于湖山有心，为人还很谦虚，在文末他这样写到：“工拙未暇校，尚望博雅君子是正焉。”他专门在自作的“后序”前，附“考异”一则：

苏堤六桥下，五曰束浦，《杭州志》写本作东浦。西湖十景，一曰平湖秋水，《方舆胜览》作平湖秋月，因有三潭印月为疑。进龙桥，一时作尽龙桥。俱未详孰是，故著于此，以俟知者是正。胭脂岭，一名仙芝岭，今两存之。

意思是：我虽在文中采用“束浦”为桥名，但《杭州志》中是记作“东浦”的，因为不知道到底哪个对，因此特意附上这段文字，把问题留待后人考证。

原来早有争议

在查证古籍的同时，笔者还上网搜了一圈，这才发现，原来这个疑问还不是林老先生“原创”，应该说坊间早有争议。

据2007年6月27日《钱江晚报》上的一则报道，一位名叫夏庆的西湖船工在“引经据典、细细推敲”之后，做出了“东浦”为“束浦”之误的推断。他的证据，主要有两条：一是夏时的这篇《钱塘湖山胜概记》，二其实也是一个推论。据《湖山便览》记载，苏堤上的六桥桥名“乃南渡后好事者所拟，非苏公自立”。夏庆以此推断，“南渡后好事者”多为文人墨客，对桥名的遣词造句非常讲究，“映波”对“跨虹”，“望山”对“压堤”，“锁澜”对“束浦”，桥名的对仗才工整。由此，他推测，因大写的“東”字比“束”字要多一横，极有可能是明代官方刻印的《杭州志》一书的刻工把“束浦”误刻成了“東浦”，而明、清以来的各书刻本又都以《杭州志》的官方刻本为准，导致一错再错，流传至今。

这种说法在网络上引用颇多，看来已经在民间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再搜一下，却又在“丁桥人网”上，找到一篇名为《苏堤桥名考》的文章，正好持驳斥意见。作者认为，北宋时六桥可能还没有取名，因此南宋咸淳《临安志》中，以第一桥至第六桥的序号来代称桥名。但几乎与咸淳《临安志》同时期诞生的笔记体野史——吴自牧《梦粱录》第七卷和第十二卷中，却明确地写出了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六座桥名。再加上其后各朝所出的典籍，如明代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清代的官书《西湖志》和翟灏所著的《湖山便览》等书中，都采用这六个名字，既没有异议，更无纠错一说。因而“六桥”桥名极有可能是吴自牧取的，至于《武林掌故丛编》中所收录的《钱塘湖山胜概记》出现“束浦”，反而是少刻了一横，是个错别字，因为康熙《钱塘县志》艺文卷在收录《钱塘湖山胜概记》时，明确记载为“东浦”。

孰是孰非看文献

到底是“束浦”误刻成了“东浦”，还是“东浦”误刻成了“束浦”？既然当年的刻工们已不能出来自辩，我辈只好从现有的文献中，为这桩公案寻找一个接近真相的答案了。

《钱塘湖山胜概记》虽为明代夏时所著，已没有流传至今的单本。现在所能见到的全文，一是在清光绪年间丁氏兄弟所辑录并刊刻的《武林掌故丛编》和《西湖集览》两部丛书中，均记载为“束浦”；二是在万历《钱塘县志》（光绪十九年丁氏刻本影印本）纪文部分、康熙《钱塘县志》（康熙五十七年刊本影印本）卷三十四艺文中，均记载为“东浦”，但文后未见“考异”及“后序”，疑为经志书编纂者修订过的不完整版本。

而光绪之后的文献，基本都采用“东浦”一说。举民国《杭州府志》（民国十五年铅印本）为例，卷七桥梁之“东浦”条下记载：

《咸淳志》：第五桥。《武林旧事》：通麦（笔者注：麥，疑为曲院的“麯”字之误）院港。《乾隆志》作“东浦”。

因此，要探究源头，还得从清光绪以前的文献开始整理。

雍正时期编纂的《西湖志》（清雍正浙江盐驿道本影印本）卷八桥梁之“第五桥”条下记载：

《武林旧事》：通曲院港，名曰东浦。《西湖游览志》：第五桥与西岸第二桥对。《周紫芝韩园·集诗》：遥知第五桥边路，桐叶题诗人未归。

同时期编纂的《浙江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中也有对苏堤“六桥”的记载，称“外六桥”：

外六桥　……一桥曰映波，对西岸六桥……二桥曰锁澜，对西岸五桥……三桥曰望山，斜对西岸四桥……四桥曰压堤，对西岸第三桥……五桥曰东浦，对西岸第二桥。六桥曰跨虹，斜对西岸第一桥。

乾隆时期编纂的《西湖志纂》（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一中，记西湖十八景之“玉带晴虹”时，把“东浦桥”作为一个地理坐标：

玉带晴虹　……国朝雍正八年，作堤于东浦桥之南，西接金沙涧，名金沙堤。堤上构石梁，以通里湖舟楫，设有三洞，状如带环，遂以玉带名之。

该书在卷三中，不仅记载了“东浦桥”之名，还对其究竟是第二桥还是第五桥的问题，做了一番考证：

东浦桥　即苏堤第五桥，通曲院港。……臣谨按：赵堤故址演废已久，其堤旁天泽庙、小隐园及裴园、史园诸处，在嘉靖间作《游览志》时，俱称并废，则堤之不存。可知其所云：自北山第二桥至曲院以通灵竺者，北山第二桥即东浦桥也，盖自南而数为第五，自北而数则为第二。曲院原在金沙涧旁，宋时取涧水以造曲，路通灵竺。今新筑之金沙堤，即其处也。故存其名，以还旧迹。

金沙堤　在苏堤东浦桥南，自东迤西，与杨堤故址相属。其地为灵隐涧泉入湖之处，旧为浅滩，俗呼金沙滩。数十年来，金沙渐淤，积成广区。雍正九年，总督李卫建祠以祀关帝，遂于东浦桥之旁，筑新堤以达祠宇，堤广三丈，长六十余丈，夹植桃柳，与苏堤联络映带，遂名金沙堤。

同时期编纂的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中，也有对西湖“六桥”的相关记载，见“杭州府二”：

西湖六桥　在钱塘县西湖苏堤上，宋苏轼建，曰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凡六。又，里湖亦有六桥，明正德中知府杨孟瑛建，曰环璧、流金、卧龙、隐秀、景行、浚源。

以上都是地方志书。此外，清初学者査慎行在其编纂的《苏诗补注》（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三十五中，于苏轼《轼在颍州，与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其韵》一诗下，对“六桥”做了以下注释：

六桥　咸淳《临安志》：苏堤南来第一桥曰映波，第二桥曰锁澜，第三桥曰望山，第四桥曰压堤，第五桥曰东浦，第六桥曰跨虹。

乾隆年间翟灏、翟瀚兄弟合辑的《湖山便览》（光绪王维翰槐荫堂重订本）卷之三“孤山路”之“苏公堤”下记载：

东浦桥　即苏堤第五桥，与西岸第二桥对，通曲院港。

同绘制于乾隆年间的《杭州西湖各景全图》（据杭州市档案馆编《杭州古旧地图集》），因是画而非图的缘故，“六桥”桥名清晰、形象生动，其中“东浦桥”连着清代西湖十八景之“玉带晴虹”，位置十分抢眼。

再来看看清以前的。明代官方的成化《杭州府志》（天一阁明代藏本影印本）卷四“桥梁”中，直接在“六桥”下列“东浦桥”名。万历《杭州府志》（明万历刊本影印本）则在所附《西湖图》中，明确标注了“跨虹、东浦、压堤、望山、锁澜、映波”六座桥名。明人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中所附《今朝西湖图》上，同样依次标注了“六桥”桥名，并在其卷二“孤山三堤胜迹”中记载：“第五桥曰东浦，与西岸第二桥对。”稍后，明人高应科则在其摘编的《西湖便览》（全名《西湖志摘粹补遗奚囊便览》，明万历三十二年刻本影印本）卷二“孤山胜迹”中，于“第二桥”下记载“名东浦”。

另外，宋末元初周密在所著《武林旧事》（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中记载：

“第五桥，通曲院港，名东浦，北新路第二桥。”这一说法，也为明末朱廷焕在其《增补武林旧事》（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六“湖山胜概”中所沿用。

再往前，南宋吴自牧在所著《梦粱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七杭州“倚郭城北桥道”中记载：

苏堤南来第一桥曰映波，第二桥曰锁澜，第三桥曰望山，第四桥曰压堤，第五桥曰东浦，第六桥曰跨虹。

该书卷十二“西湖”中又有记载：

曰北山第二桥，名东浦桥。西建一小矮桥过水，名小新堤，于淳祐间赵节斋尹京之时筑此堤，至曲院，接灵隐，三竺梵宫，游玩往来。两岸夹植花柳，至半堤，建四面堂，益以三亭于道左，为游人憩息之所，水绿山青，最堪观玩。咸淳，再行高筑堤路，凡二百五十余丈，所费俱官给其券工也。

再据南宋咸淳《临安志》（宋刊及清刊抄配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虽然在其所附《西湖图》中，仅以桥序标注“六桥”桥名，但卷二十一“桥道”中专有文字记载：

映波桥，苏堤南来第一桥。锁澜桥，第二桥。望山桥，第三桥。压堤桥，第四桥。东浦桥，第五桥。跨虹桥，第六桥。以上止据京城小说。

几个推测

南宋《咸淳临安志》 西湖图

据以上文献资料，笔者大致有了以下几个推测。

推测一：北宋苏轼筑堤建桥为实，但由于“六桥”草创，名气不大，时人但以桥序称之。此后，西湖景观日益丰富，湖上桥亭几经修整，“六桥”也渐具形制。至南宋时，已有文人为其取了名字，但只限于“京城小说”，流传面或认可度不广，所以咸淳《临安志》中的西湖图，以及其后的很多诗作中，仍以桥序来称“六桥”。

推测二：鉴于从南宋到明清几乎所有文献，特别是好几部宋明时刊刻的文献，都明确记载该桥为“东浦桥”，可见这个桥名还是有一定权威性的。另外一些清代刊刻的版本，均为《四库全书》中所收文献，而《四库全书》作为乾隆御制大型丛书，向以校订严格而著称，文字的可信度也是比较高的。

推测三：关于夏庆对“由明代官方刻印的《杭州志》开始刻错”的推断，因为有其他明代以前刻本中“东浦”两字的存在而不成立。且古时刻本上，“束”“东”二字的繁体字体并不一定就相似，以《四库全书》所刊收的《梦粱录》为例，两字的形态差距很大。

推测四：从对仗工整的角度来说，确实采用“束浦”更为恰当，杭州地方文史专家丁云川先生即持该意见。因此，是否有可能是夏时在撰著《钱塘湖山胜概记》时，也持同样的看法，又或因曾听闻此说法，故在文中采用“束浦”之名，却又专附“考异”以示一般的官方说法。

综上所述，在没有更为有力的证据之前，似乎还是“东浦”之名更具普遍性与认可度。也正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初，省文物部门邀请西泠印社早期社员、著名金石碑版学家陈锡钧为苏堤书写了“跨虹、压堤、东浦”这三座桥名。

留给方志人的启示

笔者把以上考证结果，写成答复意见书，并附上全部文献复印件，一齐送交给了林老先生。老先生收到资料后，两次打电话过来表示了感谢和认可。这事情算是圆满完成了，但给我们方志人留下了些什么启示呢？事实上，当时接到信件后笔者的第一反应，是先查阅一下由本单位所编纂的两轮《杭州市志》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

1999年出版的首轮《杭州市志》在第四卷“城乡建设”篇中，正文虽记载“位于苏堤之上自南向北有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但在其后的表格“1985年杭州市区桥梁一览”中，又详细说明了这座桥“现名东浦桥，又名束浦桥，在西湖苏堤上，始建于宋朝，为石拱桥，民国9年（1920年）改建”。 2015年新出版的《杭州市志（1986—2005）》继续采用“两说法”。在第一卷西湖篇正文中记载：“南宋时，苏堤春晓被列为西湖十景之首，堤上有6座石拱桥，自南向北依次名为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一说束）浦和跨虹”。

“两说并存”是方志编修中，对学术上有争议或者有不同观点的事物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记载方法，作用有点类似上文中提到的那则“考异”，表示搁置问题留待后人解决的意思。应该说，“两说并存”法是尊重历史并使事物向正确的方向行走不可或缺的一步。但作为一名历史工作者，除了具备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还要着眼于关注这种态度最后产生的结果。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学术研究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一现状，对地方志编纂工作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如何从容应对挑战、抓住发展机遇呢？我想，只有主动参与文史争鸣，认真考订每个“两说”，严格把握“入志”门槛，才能实现“提高史志编纂的质量和学术水平”这一最终目的。

（作者为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市志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