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米的相对富足和蒸器的普及以及红蓼、葡萄、蜂蜜之类助酿剂的出现，使得酒在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某种鼎盛状态。但这种“鼎盛”并不意味着酒已普及到民间，当时的酒主要是上层宴饮或祭祀时的饮料。因为酿酒是一种微生物参与的过程，不好控制，弄不好就会发酸变臭，因此“有幸”酿成的酒数量不会很多。从考古遗存看，这种酒最有可能是用红蓼、葡萄、蜂蜜等助酿而成的一种混合米酒，它甜度高，酒精度较低，无法久存，一般在举行活动的前几天开始酿造，活动中喝完。这种酒不过滤的话，就是汁和滓混杂在一起的醪（类似于现今的甜酒酿），醪有时甚至会浓稠到粥、糊状态。从出土的良渚文化酒器看，当时应该已有滤酒器具，过滤过的酒成为醴。当时酒器的种类已非常丰富，而且互相配套，温酒的、盛酒的、斟酒的、饮酒的杯、壶、鬶、盉、觚均有，说明酒文化已有初步的发展。

    从考古遗迹看宴饮的肉食、祭祀的牺牲主要有猪、狗、水牛等，其中的水牛不是后世用于犁耕的那种水牛，而是一直处于野生状态，可能在殷商前后才灭绝的圣水牛。祭祀时多采用瘗埋或焚烧的方法，有用整牲的，也有用局部牲体的，墓葬中则有牲体煮熟后放在陶器里随葬的现象。一些室外灶旁边还发现了用猪祭灶的遗迹，说明灶神信仰在中国出现得很早。上层宴饮和祭祀的用器，已非常精美，主要有漆器、玉器、黑陶等。漆器以红、黑两色为主，这种红、黑相配的原则一直延续到今天。黑是漆液氧化后的本色，红是因为漆液中掺入了朱砂等矿物颜料，良渚文化的红色漆器色彩鲜艳，说明当时已会调制熟漆。有些漆器甚至还镶嵌有玉粒，富丽堂皇。

    衣着方面，百姓的衣料以麻、葛为主，苎麻和葛布在太湖流域有悠久的生产和织造历史。冬季则有皮毛御寒，橡子和V字形石刀可能就是良渚人的揉革原料和工具。从考古遗存看，良渚人至少已有帽子、衣服、腰带、木屐等服饰。帽子有皮毛、草等质地，有些帽子的两侧设有护耳或飘带，其上缝缀有小玉件，这种装饰方法曾被后世的冠帽制度继承。衣服可能已有开襟，因为墓葬中发现过类似纽扣的玉件。权贵者的腰带已配有玉带钩，玉带在后世曾是官服的等级标志之一。木屐则非常适合这一代潮湿多雨的气候。但当时丝绸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宗教活动，而不是为了穿衣。因为蚕破蛹羽化的特点，已被良渚人认识并神化，因此用蚕丝织造的丝绸被视为人与鬼神沟通的媒介或人死而复活的“蛹壳”，商周时期的盟书、裹尸布、祭器多用丝绸包裹就是出于这样的认识。

    良渚人在装饰上最大的特点可能是羽冠或羽毛的插饰，很可能就是远古“羽民”中的一个族群。现存的装饰品大多发现于墓葬，不知活人是否也作如此装束，但多少总会带有一点活人装束的影子吧！这些装饰品以玉器为主，头上有梳、笄、三叉形器等，而且有尚白的审美倾向。梳背多为玉质，在头上有竖向和横向两种插戴方法；三叉形器是插在后脑勺发髻上的一种发饰，而且正面朝后。耳上有玦等耳坠，从一些带穿孔的耳坠看，良渚人应该已有穿耳洞的习俗。脖颈和胸腹部则佩挂有珠、管、璜、圆牌等组成的串饰，可以看作是商周组玉佩的一个滥觞。镯的佩戴很普遍，男女都可戴，双臂都可戴，有些墓主一臂上戴有好几只镯，简直有累赘之嫌。指环少见。服饰上喜欢缝缀各种小型玉饰件，有几何形状的，也有鸟、龟等动物造型的，这些玉饰件除装饰外，可能还有礼制或宗教上的意义。良渚文化晚期，则流行过男人头戴一组猪獠牙以示威猛的习俗，可能和巫术原理有关，也可能是良渚文化晚期战争增多，族人尚武的原因。拔牙在良渚文化中极少见，可能是受北方大汶口文化偶然影响的结果。文身至今未能找到确切的考古学证据，而良渚人不文身，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春秋战国时期崇尚文身的吴越人，其主体并不是良渚人的后裔。

    虽然良渚文化最后在自然和社会多种繁杂因素的内外交困中衰落了、消失了，但其建立在稻米和丝麻基础之上的文明因素，却以各种方式融入了中华文明的体系中，成了中华民族最显著的文化基质和底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