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 记者 黄珍珍 通讯员 潘辉

“回家”，意味着什么？

对于普通人来说，回家是每天下班后推开门闻见的饭菜香，是春节前电话那头母亲的声声期盼。回家的路，从南往北、从东到西都不过几千公里的距离，一张车票就可以跨越。

然而对于流浪人员而言，回家的路却充满艰辛。在与亲人失散的无数个日夜里，陪伴他们的，只有异乡难捱的风雪、酷暑与孤独。幸运的是，在过去的16年，因为一个人的坚守，杭州有4378名流浪人员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家。

他叫李耀进，是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59岁仍奔走在救助一线。今年1月，新华社在全国评选出10位“中国网事·感动2018”年度网络人物，李耀进成为浙江唯一入选者。在受助者的眼中，他仿佛一座灯塔，照亮了回家的路。

寻亲的意义

离家半世纪的母亲，一眼认出了儿子

老李其貌不扬，小平头、穿着休闲，一双眼睛清亮有神。但他的名头可不小，在省内外救助站同事眼里，老李颇具传奇色彩。

他虽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却能辨别多省包括偏远山区的口音，熟记省内外多地乡镇、村的老地名。在老李的带领下，杭州市救助管理站将社会救助与侦查手段相结合，成立了专门的“疑难个案甄别小组”，在业界开了先河。

老李也因此得了几个响当当的名号：“方言专家”“地名专家”“神探”。

老李为流浪人员寻亲，最早可追溯到16年前。那一年，我国开始实行自愿受助、无偿救助的新型社会救助制度，强制性收容遣送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2003年，随着《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颁布实施，杭州市收容遣送站更名为杭州市救助管理站。很快，老李与同事们接到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帮助当时滞留在站里的180多名身份不明人员找到亲人。

寻亲就像大海捞针，没有经验的老李和同事只能硬着头皮上。滞留人员中，多数因长年在外风餐露宿、生活与社会脱节，身体状况不稳定、记忆力也逐渐衰退。其中有一位老太太，让老李印象深刻。初见她时，老人破旧的衣服里塞满了垃圾，远远散发出一股臭味。流浪十多年的她习惯独处、脾气暴躁，始终不让人靠近，交流起来十分困难。

好在老李有侦查经验，1995年进杭州市收容遣送站工作前，他曾多次去警校进修，还被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过。遇到不愿交流的救助对象，老李从不气馁，重要信息问一遍没用就问十遍，十遍不行再逮住机会反复问。

几天内，老李与同事们轮番上阵，老人逐渐放下戒备心，终于同意去洗澡换了身新衣服，并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但提起家乡，老人却有些糊涂，一会说自己是苏州的，一会又说是南京的。一个省的范围太大，如何确定老人具体籍贯呢？老李灵机一动，找一个江苏人听听口音，说不定能行。

他听说杭州四季青市场江苏人比较集中，于是跑过去模仿老人的口音，大家围着辨来辨去也没个结果。回家路上，老李仍不死心，想起家对面裁缝店的师傅也是江苏人，又急匆匆跑进了裁缝店。师傅听完拍着胸脯打包票，“我就是江阴人，这绝对是我们江阴话。”

老李听罢，回去整理了老人的基本情况，第二天发函至江阴各乡镇。不久后，竟真的收到了一封回信。

一天，救助站里来了两男两女，说是老人的家人。但因老人离开40多年，家人对她的模样有些陌生。细心的老李发现，老人一直呆呆地盯着其中一名男子，便问老人是否认识他。老人慢慢吐出了两个字：“强子”。男子听后双眼泛红，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着大喊“妈！”

这一幕，让老李深受触动。一位离家近半个世纪的母亲，几乎忘记了生命中的一切，却一眼认出了自己的孩子。那一刻，老李明白了寻亲的意义。为了查清滞留人员身份，他与同事们花了2个多月时间，每天与救助对象聊天突破心理防线，同时从他们的随身物品、说话口音、家乡地名等方面逐个排摸线索，最终帮他们成功找到家人。

神探的秘籍

缺了封面的影印版老地名册，标出家的方向

“你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每次遇到需要救助的流浪人员，老李都会凑近轻声询问。

姓名与籍贯地，是寻亲的关键要素。只要有这两个线索，就可以直接联系当地救助站，帮助查询确认户籍信息。16年来，老李每周都在定点医院、福利机构和救助站之间来回奔波。遇到疑难个案时，他常常在深夜无法入眠：白天收集的各种信息像长了脚，在头脑里来回走动、发生碰撞。

城市里的流浪者，就像在角落里行走的蜗牛，将所有行囊背在身上、乖张敏感不愿与人交往。他将救助对象分为几个类别：精神状况良好、可以开口说话或写字的，精神不稳定、不愿与人交流的，以及被救助时由于身体原因陷入昏迷的，并根据不同状况制订方案。

针对一些流浪人员只会方言、离家太久导致原居住地因拆迁或合并村居变更地名等情况，老李养成了了解各地方言和老地名的习惯。在大街上遇到不熟悉的口音，他都会停下来问问对方是哪里人。遇到即将陷入昏迷的危重病人，他会第一时间赶去医院，将耳朵紧贴近病人嘴巴，倾听病人喃喃细语。他常不顾旁人眼光、蹲在地上大半天，只为从流浪人员携带的杂乱物品中翻出一张残缺的小纸片。有次，他在垃圾堆中搜寻了一下午，终于从一条卷起的裤脚中发现了一张被剪开的银行卡，确认了救助人员信息。

在老李办公室，藏着三个“寻亲法宝”：一张发黄、皱巴巴的旧地图，一本缺了封面、划满标记的影印版老地名册，一部用了20多年、从未换过号码的电话。他还总结了一套“寻亲工作法”：把握流浪人员被救助后的黄金时期，注意观察对方衣物、携带物品，通过口音辨认籍贯地；反复输入性询问，从省份到市县再到乡镇挨个报出地名信息，观察对方神情等反应作出推断；打电话与救助人员籍贯地民政部门、对方家人等沟通，多部门协同助力返乡，并通过不定期回访建立长效救助机制。

2015年，老李牵头成立了“疑难个案甄别小组”，如今已带出了黄丽军等4名出色的徒弟。互联网时代，寻亲科技力量也在不断加大。去年6月，救助站与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签订了技术寻亲协议，带来了人脸识别、DNA采集比对等高科技手段。据统计，2003年8月1日至2019年3月26日，杭州市救助管理站先后救助了149597人次。

明年5月，老李就要退休了，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接过这块“寻亲招牌”，让流离失所的人们早日回到温暖的家。

生命的灯塔

四千段归家故事的背后，都有老李的忙前忙后

在黄丽军看来，师父很要强，工作时对徒弟们要求严格、语气严厉，这让他们有些发怵。不过，一旦场景切换到与救助对象交流时，就大不一样了，“像换了个人似的，笑呵呵的很温和。”

2月13日，春节假期刚过，记挂着身份不明的救助对象，老李和同事们一大早就匆忙赶往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医院关爱病房里有30余名精神病患，不少都是年前各区救助小分队在街面巡查发现的。一些因为春运车票紧张，正在排队陆续送回；一些属于疑难个案，还未找到身份线索。

病房里弥漫着中药味，是从靠墙的蒸汽机里散发出来的，有镇定效果。十多名穿着条纹病号服的救助对象，分散在休息厅里各个角落。有的坐在电视机前，趴着睡着了；有的双手环抱靠墙，眼神呆滞；一位病患拿起护士台的报纸，嘴上喊着：“报纸上说春节机票降价了，我要坐飞机回家！”

休息厅的墙上贴着几张病患的涂鸦作品。一张五彩斑斓的图画边，有人写下了歪歪扭扭的字迹：“新年愿忘（望）：回家过年”。听说可以回家，一群人往老李的方向凑了过来，“什么时候能走？”“陕西呢？”“我家在大连”……

这天，老李通过方言对比，确定了女病患玲玲的身份：温州瑞安人。除夕那天因突发状况被送往医院的小涛，身份认定也有了突破：一份2017年城区某派出所的记录显示，小涛是安徽蚌埠某地人。

2月14日，小涛年过六旬的父母赶到杭州，老李和同事们再次来到关爱病房。在医务人员的陪护下，小涛一步步走了出来，视线交织，三人怔怔地望着彼此。

“十六年零四天啊……”拄着拐杖的母亲身体止不住发抖，抹着眼泪反复说着同一句话。2003年，小涛来杭州当学徒钱包被偷。小涛自尊心强，16年来四处打零工没挣到钱，不想拖累在农村的父母，从此便断了联系。

老李忙前忙后，帮小涛办好了离站手续，但还是有些忧虑。临走前，他拍了拍小陶的肩膀嘱咐道：“医生说你不能再喝酒了，一定要听话。你才34岁，有大好前程，读书时学过医回家找份工作不难，好好陪父母吧。”说完，又将办低保的医疗证明递给小涛父亲，让他一定要收好。

每一次救助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但故事也不全然煽情。老李做过一项统计，在他救助的4000余名对象中，仅有100多人由家人主动来杭州接回。“事实是，有部分救助对象因有精神、智力残疾，被家人抛弃。”

2月27日，老李与两位同事踏上去瑞安的火车，送玲玲回家。一天前，瑞安救助管理站与玲玲家人约好，会有人来站里接她。车上短短2个小时，玲玲每到一个站点就会兴奋地站起来问老李：“到家了吗？”下车后，她的眼神却逐渐暗淡：没有家人来接她回去。

老李想起自己办公室窗台前，那排欣欣向荣的多肉与文竹，是之前同事、朋友养不活丢弃的，老李舍不得便捡回来养在花盆里。“生命这么宝贵、这么坚强，丢掉多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