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急救中心成立66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坐上救护车

浙江日报 记者 竺大文 见习记者 沈听雨 通讯员 杨溶 楼洋阳

3月4日凌晨，电话响起，急救队立即出发。 本报记者 竺大文 沈听雨 摄

有些人仿佛不在，却又始终都在，急救医生就是如此。往往只有在拨通120的号码时，我们才会去想象这个号码背后的人们：他们将从哪里出发，携带什么设备，医术如何，多久能到……

事实上，120这串数字背后所意味着的人与事一直在变化着、进步着。1953年3月10日，杭州市第一个急救站正式成立，到现在，66年过去，该市的急救点从1个增加到86个，车辆更替、人员迭代，急救网络已覆盖整个市区。

但急救医生忙碌、奔跑的姿态依然。当铃声响起时，犹如鸣起进攻的号角，医生和司机、担架员一跃而起，快速发动救护车，驶入大街小巷，风雨无阻，抓住每一分每一秒，和时间争抢延续生命的机会。

在杭州120成立66周年之际，我们走进急救站点，走近这群熟悉的陌生人，亲历一场场“生死时速”背后的故事。

18：00-22：00

病人的安危

是第一位的

市三医院急救站，薛昌含医生刚换上工作服，就把五六份A4纸大小的患者信息单和家属告知书，折成四分之一大小，放在外衣口袋中。他说：“忙的时候，出车后根本没时间回站点，多准备几份，有备无患。”作为当天的值班医生，29岁的他将负责3月4日18时到次日8时时段的急救任务。和他组成一个团队的，还有驾驶员陈逸平和两位担架工方建表、黄江平。

值班室中间的桌子上摆着一台电脑，它连接着杭州市急救中心的调度大厅。所有的120电话都会被转到那里，并在大屏幕的地图上显示出来。急救中心有24个调度员，有些调度员是护士转行的，他们都受过严格的急救、调派知识培训和考核。同时值班的有5位，他们会始终和呼叫者保持联系，另外还有一位调度员则专门负责安排车辆，协调各急救站，包括市三医院所在的这个24小时运转的急救点。

我们正和薛医生说着话，警报声就响了起来，电脑屏幕上同时跳出了病患信息。

“考虑严重肺部感染、肺栓塞，93岁，浙江康复医疗中心，快，出车了。”薛昌含一边快速浏览电脑上的调度单信息，一边招呼司机和担架工。不到1分钟，车就出发赶往目的地。

这是一辆奔驰威霆122型底盘救护车，后部空间可容纳患者、医生、担架员及家属1名至两名，适合市内小区拥挤的道路。坐在急救车后车厢中，俨然身处小型诊所。心电监护、除颤仪、呼吸机、药箱、吸氧装置、担架等设备一应俱全。每辆车都配有GPS，调度员可随时了解车辆位置。而驾驶座前的小屏幕上还在继续传来病患的最新情况。

10分钟左右，急救车赶到康复中心。刚进屋子，薛昌含就抛出一连串问诊信息：“现在情况怎么样”“氧气饱和度有多少”“有肺栓塞吗”……

此时，患者用最大氧气面罩吸氧，氧饱和度也只有80多，病情危重，抢救刻不容缓。换上氧气袋，抬上救护车，正准备赶往就近的浙医二院滨江院区，没想到，家属却要求送往浙医二院解放路院区。

急救车前，展开了一场小小的拉锯战。“我们之前在解放路院区做了骨折手术，医生说要复查就去那里。”家属强调说。

根据病情及急救转送原则，病患必须就近送到具备急救能力的医院抢救，至于哪一家，病情允许情况下，急救人员会遵从病人和家属的意愿。可这次，薛昌含他们“强硬了一把”，因为这个病人的抢救拼的就是时间。

“现在是肺的问题，病情危重 ，我们先去滨江院区把肺看好，等病情平稳以后，骨科复诊再去解放路，先救命要紧。”薛昌含赶紧解释，家属终于同意了。

不到10分钟，急救车就开到了浙医二院滨江院区急诊室。病情交接后，患者被立即送进抢救室救治。

返程路上，薛昌含告诉我们：“执行急救任务时会碰到各式各样的突发情况。今天还算好的，有些病人本身不配合，家属也不理解。我们要从专业的角度充分告知、安抚，把相关风险交代清楚。病人的安危总是第一位的。”

杭州上城区一幢居民楼，记者沈听雨（右一）亲历薛昌含医生的现场救治。记者 李翔 摄

22：00-24：00

体力和心理

都面临考验

从滨江回到市三医院站点，驾驶员陈逸平趁空档热起盒饭。我们正打算坐下来跟他们聊一聊。未曾想，微波炉还在转，警报声又响了起来。他马上撂下，“只能回来再热一遍了”。

这次的现场，一名年轻男子坐在木桥上，还没走近，就闻到一股刺鼻的酒味。不仅如此，他还吐了一地，衣服裤子上都沾满了呕吐物。下一个现场，又有一名男子喝醉后不慎摔倒在电扶梯上，头部受伤。

“这两位喝醉了安安静静算是好的，有人喝醉后还会耍酒疯，我们被误打也是经常的事，有人抬上车后吐得到处都是，要好几个人才能应付过来。”薛昌含说。

再接下来一个现场，则是深深的遗憾。90岁的老爷爷躺在床上。薛昌含快速检查状况，并实施复苏急救、开通静脉、上心电监护，可监护仪上的图谱已呈一条直线。

这户家中只有两位老人一起住。当天晚上，老奶奶呼喊睡着的老爷爷却没回应，半个小时后才上楼找邻居帮忙。急救车虽快速赶到，但已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心肺复苏既有很强的专业性，也是很费劲的体力活，之前我们在急救中心培训科价值60万元的模拟真人身上试过。急救中心医教培训科科长鲁美丽告诉我们，复苏过程中按压深度要到位。薛昌含口中平淡的半小时，我们却听出其中饱含着遗憾和不甘。

采访前，我们预料到急救医生的辛苦，但他们却告诉我们，起初最不适应的或印象最深的，都是心理上的冲击。溺水、坠楼、车祸……可以说“上过120班，一切皆有可能”。担架员黄江平也说，他第一次看到自杀现场，回来一晚上都睡不着。

无论是体力还是心理，一线急救人员都面临严峻考验。而解脱之道，唯有救下更多的病人。而这，更需要团队合作。薛昌含说：“一旦判断为心脏骤停，必须马上实施心肺复苏。否则4分钟到6分钟后，患者的脑部和其他重要器官组织，都会产生不可逆损害。可现在很多人不会也不敢做。”

为此，2012年，杭州市急救中心挂牌成立了华东地区首家对外开展培训的美国心脏协会心血管急救培训中心，针对公众的急救培训一直持续至今。目前杭州还在各大公共场所投放了400台自动体外除颤器。春节期间，在火车东站，急救人员靠该仪器，救回了一位忽然倒下的乘客的命。

目前，全国心脏复苏成功率约2%左右，杭州最高达16.7%。这也是“薛昌含”们最感欣慰的一件事吧。

0：00-2：00

抵达现场的时间

不断缩短

在跟夜班的14个小时里，我们碰上了两次“半路退订”的情况。车开到一半，接到调度来电，被告知取消任务。于是，救护车又折回急救点。

“以前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发生。”第二次折返途中，驾驶员陈逸平对我们说。如今，市民的健康观念日渐增长，稍有不舒服就会想到呼叫救护车就医。一次的费用只需200多元，能进医保,个人承担费用比打车还便宜，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急救资源的浪费。薛昌含说：“其实，普通发烧、牙疼、流鼻血等，是不需要动用急救车的。”

近几年，杭州市急救中心的出车量都以近10%的速度增长。2018年，主城区急救车出车已达8万多次。

如果对比早期的急救站，其间的变化大相径庭。趁着短暂的空闲，我们打开之前的采访本和翻拍的老照片，陈逸平认出了已退休的医务科科长毛有梅。毛科长是杭州最早的急救医生之一，几天前我们采访过他。

毛科长回忆说，他1963年到急救站时，只有4辆由中型吉普车改造成的急救车。这些吉普车，使用年限已经很长了，底轴坏了也没处换。为此市政府还专门给他们配了一台车床。要知道，那时类似的机床全市都没几台。这样，急救站可以自己用钢条制作底轴，尽管和原装的不能比，但可以让车再开起来。

虽然只有一个站点，但负责的范围要比现在大得多，不仅是城区，市属各区县都在其内。不过，毛科长说，那时市区倒很少有人叫急救车，一般叫个三轮车就上医院了。他们跑得更多的是农村、山区，病情也都比较重。一旦凌晨出车跑长途，到第二天中午都不一定能回去。车上也没有警铃，每辆车都配个大铜铃，医生要一路摇着。

当然，车经常在路上抛锚。毛有梅回忆说：“有一次从桐庐回来，轮胎和备胎都漏气，没办法，我只能下车和驾驶员两个人，轮流用打气筒打气，一人一百次，最后力气都打没了，才颠簸着回了杭州。”

改革开放后，设备逐渐完善，车换成了波兰的华沙牌面包车，也用过南京跃进、天津海燕，再到韩国现代、日本丰田，再后来则是福特、奔驰。

与此同时，出诊的疾病种类也在变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危险的传染病，如脑膜炎、白喉，现在几乎不见了。这当然是全民医疗水平提高之功，比如各种疫苗被普遍使用。而当急救站逐步增多，急救车再也不用出长途了，抵达现场的时间不断在缩短。

“可是还远远没跟上急救需求的增长速度。”急救中心急诊科科长袁轶俊说，现在，调度中心每天要接800个至1000个电话，其中60%至70%是有效电话。

一直以来，院前急救模式的优劣之分争议不休。在国外，主要分为英美模式和法德模式。前者要求“急”，追求最快速度将患者送往医院治疗，后者则要求“救”，强调就地治疗、迅速救治伤员和稳定病情。

“对于急症病人，我们还是主张把医生先送到病人身边。既要到得快，又要救得好，是我们努力工作的目标。”急救中心副主任张军根说，各种模式有利有弊，因地制宜发展才是硬道理。目前杭州平均5万常住人口有一辆救护车，按照规划，2022年要达到4万人一辆车，到达时间也将从现在的约13分钟减到12分钟。

早到1分钟，或许就能挽回更多人的生命。而为了减少这1分钟，他们始终在努力。

2：00-8：00

予人幸福

自己更幸福

转眼已至凌晨，喧嚣了一天的杭城逐渐安静下来。

2时40分，报警声再次响起。一名49岁的患者突发头晕、呕吐，伴乏力1小时；凌晨3时12分，又有一位30岁的患者在家中因情绪激动，突然觉得胸闷、心悸、四肢发麻颤抖；早上5时40分，89岁的患者突然肢体乏力伴语言含糊。他们无一例外都选择拨通了120。

一车人难免有些疲惫，可只要到达急救现场，不论面对什么情况，大家都各自沉着应对。两位担架师傅总紧跟在医生背后，上楼下楼，熟练地搬运病人，规范地使用担架，常常还不要别人帮忙。司机对这一带的各个小区熟稔于心，看他在那些停满车的窄小道路上，开进倒出，技术不是一般的娴熟。

回程路上，天空开始泛起鱼肚白。“薛医生，今天出车算多么？”“还行，上一次值晚班时，从凌晨3时开始连续出了7趟车，中间没时间回站点休息，一直在路上转。”

我们听说他之前在温州是一位普外科医生，去年才入职杭州急救中心。我们也听说，目前杭州急救中心有近百名急救医生在一线工作，但许多是由各大医院的医生轮流值班更替的。其实，因为工作强度大、职业前景不明朗等问题，急救医生一直不是许多人的第一选择。

我们不禁好奇地问薛昌含：“你为什么愿意从事院前急救工作呢？”

薛昌含微笑着说，他觉得做急救医生挺符合他的个性，上班时全力以赴，下班可以完全放空，何况，这份职业让他的人生阅历丰富不少，挑战很大，也更有意义，“我们抢救的不止一个人的生命，还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给别人幸福自己肯定也会感到幸福。”

对急救工作的未来，他也挺乐观。杭州市已经启动了深化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急救站点值班环境日新月异、急救车的数量和性能均有质的提升，急救医生队伍补充了年轻血液，待遇也在提升，他觉得一切正越变越好。

薛昌含告诉我们，下个月，他将举行婚礼，争取今年生个猪宝宝。我们祝福他，更祝福他投身其中的急救事业。

说话间，天完全亮了，又一个紧张的值班之夜结束了。调度员告诉我们，在这个夜晚，杭州市主城区23个急救点共出车105趟。杭州近百位医生、司机和担架员像薛昌含团队一样，在为这座城市的平安奔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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